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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认知中，清洁能源是对环境友好、碳排放少、污染程度小的能源，但这只是对能源使用结果的描述，而非对能源性质的描述。清洁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不是相对的概念，二者在内涵上存在交叉。一般来说，清洁能源应该包括三层意思：一是零碳排放、无物质消耗的可再生能源，如水电、风电、光伏、潮汐能、地热能等；二是零碳排放但有物质消耗和废料处理的新型能源，如核能；三是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使用，如经过净化处理的低碳排放的清洁煤、清洁油、天然气等。发展清洁能源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客观要求。

从理论逻辑看，“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拓展和延伸。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看，人类社会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双重维度的基础性关系。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能源的生态属性意味着绿色转型需以清洁化、融合式的能源体系为动能。强调“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就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清洁能源必将成为传统化工燃料的替代。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力可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二者之间相互渗透、交织，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整个过程。一方面，自然生产力总是随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而发生更迭，清洁能源相较于传统化工燃料具有可再生性、清洁性、共享性的特征，不仅可以解决传统能源资源在数量上的匮乏，还可以在替代基础上保护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进入现代生产过程，并经过劳动对它们开发和利用，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大力推进能源转型，清洁能源对传统化工燃料的替代也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逻辑看，能源的清洁化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可以说，历次工业革命也是技术革命、制造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聚合。一般来说，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往往发端于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然后会通过制造业革命使技术在产业部门运用与扩散，并通过能源革命使生产获得新的动力。能源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根据主导能源的不同，世界能源史大致沿着“薪柴能源→泥炭能源→煤炭能源→油气能源→清洁能源”演进。随着世界化石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大，化石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和全球气候的影响日趋严重，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可以说，全球能源战略和供需格局已进入深度调整变革期，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已成为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必然趋势。

从实践逻辑看，发展清洁能源、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国际能源署指出，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各国能源战略的重心正在由能源占有向能源清洁利用转变，清洁能源发展已经被各国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性支柱。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成本持续下降的推动下，全球清洁能源部署加速推进，一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全产业链优化。清洁能源产业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产业，要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虽然在产能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还主要专注于生产工艺流程相关的技术创新，在先进材料、结构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较为有限，部分核心生产设备仍需要进口。在产业链上，我国头部企业在专利研发实力上与国际巨头仍有较明显差距。因此，要从“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入手，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扩大投入，提高其主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不断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升级和创新。

构建安全稳定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系统。由于可再生能源存在着间歇性大、稳定性不高和可控性不好的技术性短板，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一次性“连根拔起”的能源替代方式，而是“先立后破”。能源转型应坚守能源保供底线，兼顾能源供应能力与能源需求水平，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当前，我国还要发挥煤炭、煤电兜底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实践证明，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有利于实现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加快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清洁能源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成败的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强型能源技术，如美国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开发，其调节的是油气时代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供需关系；另一类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如石油加工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小型可控核聚变技术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已成为大国能源转型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在氢能领域及储能技术、节电技术、节油技术等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较快。然而，核心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仍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有的国家还非常重视加强全链条技术储备，在碳捕捉、碳封存等方面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未来，我国要通过建立清洁能源实验室等，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颠覆性技术研发，实现光伏、风电、核电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提升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能源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权力结构和世界能源市场秩序，这与能源标准的制定关系密切。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通行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两个国际组织建立，同时区域性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参与标准的制定和推广。虽然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利用规模很大，但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滞后。为提升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拓展国际标准化交流合作范围。通过与区域性标准化组织加强联络沟通、深化合作，提升我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二是鼓励一流企业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在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形成一般首先来自于企业提案。因此，在清洁能源领域，面对西方跨国公司“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竞争趋势，我国的清洁能源企业应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结合起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大对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创制，从而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冲突，冲突还是因为某些生活态度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所引申的对立感和不安全感。”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不像西方生活世界中充斥戾气，好像处于埋兵四伏的河谷之中，自然产生一种紧张的危机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更为和谐，更有一种悠游逍遥的气质，使人得到一种安顿。

成中英：从哲学史来看，西方一开始就以“不变的永恒”为真相，以变化中的现象为虚假。如此本体二元论的对立，开始于柏拉图，经过亚里士多德，虽有新改变，却并无实质性的真正改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和本质永恒不变，但属性或属性的属性却可以变化，生物的存在是不变的实体结合变化的属性或属性的属性而形成。因此存在的现象仍包含着一种存在的二元论。

如此，形上学本体论经过了三个阶段，开始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永恒不变论，然后到柏拉图的理型论，最后到亚里士多德的沉思论。他们的逻辑思想基本一致，且一直影响西方哲学到近代。主客间的矛盾会导向一种思想的不断自我批评和超越，也不断更新而无止境。对人的生命而言，人永远在一种主客矛盾斗争之中而不得安宁，最后需要求助于一个超越的宗教。

不论两河流域或地中海希腊半岛，历史上都是多种民族不断争夺之地域，从畜牧时代到农耕时代都未停止。事实上，畜牧时代的斗争、野蛮和暴力一直保留到后期。从两河流域到希腊半岛遗存下来的族群并没有完全农业化，也就无法享有农业化带来的精神上的平稳和安顿，更无法从实际的人与天地的协和中，感受到生命的安宁与群体和合的愉悦。

由于农业化并未真正完成，西方人保存了畜牧时代的“野蛮精神”，强制性地使自身变成掠夺抢劫的暴力者，随时随地准备使用这种暴力来达到满足其生存欲望的目的。犹太民族圣经中有很多这类的实例，而希腊灭亡之后，从罗马继起到中世纪的欧洲，更是一幅幅的霸权征服图，直到18世纪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亦未停息。19世纪的欧洲内部战争，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说是这种冲突逻辑驱使的结果。到今天21世纪，还看不到任何终点，只是掠夺抢劫的武器更为精锐罢了，人类的存在则更遭遇到暴力的威胁。

因为农业发展的需要，乃有羊文化的发展与伏羲氏观天察地的宏伟经验。在近千年的观察与体验中，中华先民逐渐摸索到天地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其对天地变化的注意和关切，就是易学文化的开始。所谓易，即日月之变、季节调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而且变是自然有序的，显现成为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这便是易中之简，尧曰“简在帝心”(《论语·尧曰》)，即为此意。有了如此对天地之间的了解，人也可以适应天地，同时发现人和天地是彼此相应的共同体，进而发现人为天地所生，人具有天地的创生精神，因此能够发挥像天地那样的创生能量，创造出人类的文明。

这样一个基本的存在逻辑，从多方面应用在政治、经济、伦理、社会与艺术上。但由于时空因素产生的变化性，加之外来民族的野蛮侵略，中国的历史也并非平静。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谐逻辑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中国人开始理解到西方的矛盾逻辑，学习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也被迫进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成为西方所谓现代世界的一分子，甚至成为西方逻辑的“副本”，这是很不幸的。

成中英：我不是一个文化基因决定论者，但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人的生命本身是开放的，并没有为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所完全决定。人的存在有一种内在的自由，可以表现为一种自然的逍遥。因此，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冲突，冲突还是因为某些生活态度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所引申的对立感和不安全感。对外面的事物产生恐惧和敌意，是因文化心理所形成，而不必是文化基因所决定。因此我对文明冲突理论持反对态度。

从中国存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世界有些变化不会令中国人马上采取行动，而是静观其变，审时度势，以自身之力进行一种可能的转化，化险为夷，甚至于无为而治，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都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冲突矛盾的基本态度，即矛盾冲突可以和平解决，当然这需要对立双方都有这样的智慧。即使只有主体的“我”有这种态度，“我”也会找寻机会来化解危机，使世界转向“我”所努力的方向，不必仅靠暴力来完成，而是经过多种关系内部转化，最后达到目的。这就是一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思维方式。(完)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旋赴美留学，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担任诸多世界名校客座教授与讲座教授。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并担任会长、国际易经学会并为主席、首创国际儒学联合会，现为荣誉顾问。被评选为唯一的华裔国际诠释学研究院院士。1973年创办英文《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至今已五十多年。主要著作超过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这是一个可以载入香港史册的大日子。”接受采访时，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屠海鸣如是说。在他看来，落实23条立法是香港特区的“必答题”而非“选择题”。对正处于由治及兴阶段的香港来说，“治”的根基不牢，“兴”自然无从谈起。完成23条立法有助于筑牢香港的安全屏障，以“治”保“兴”。

在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看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后，香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也会得以全面和准确实践，并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外界对香港的信心注入强大动力。另一方面，条例和香港国安法共同构筑了一套较为全面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从而让香港日后可在少受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在较为稳定的局面下更好着手处理深层次矛盾，集中精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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