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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戒毒管理局致力于引导强戒所探索教育矫治新方式新方法，力求不断提升工作质效，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瓦猫”便是其中代表。2023年，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创运用陶艺技能培训进行教育矫治的“非遗戒毒”项目，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的时代价值、人文精神与教育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引入非遗项目介入戒毒人员戒治生活，激发向美向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探索和实践非遗项目对戒毒人员生理和心理的疗愈效能，并通过非遗技能的技艺培训，帮助戒毒人员掌握一技之长，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应勇对鲁道夫·德尔加多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中萨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事实证明，中萨建交顺潮流、得人心，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决定。鲁道夫·德尔加多总检察长率团访问，是两国建交后首位访华的萨尔瓦多总检察长。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中萨两国司法、检察交流合作，巩固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势头。

应勇向鲁道夫·德尔加多一行简要介绍了中国检察机关基本情况和主要职能，并就萨方关心的中国检察机关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应勇说，中国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忠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伴随中国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国最高检积极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持续优化和提升检察信息化工程，着力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机制，积极开发和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司法办案辅助系统等，加快推进检察办案数字化、智能化，有力赋能法律监督。中国最高检愿同萨尔瓦多总检察院一道，围绕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分享法治建设、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经验，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此次演出季还有爆款剧目加盟，吸纳了话剧《雷雨》、杨丽萍导演作品——舞剧《平潭映象》、《爱·永恒》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等演出市场上极为火爆的精品剧目，制作精良、阵容强大。期间，还将在辽宁大剧院推出“有戏市集”，将高雅艺术演出与文化市集产业深度融合，为观众提供多重观演体验。同时，演出季以艺术惠民为宗旨，在大幅降低演出票价的基础上推出多重惠民举措。

在多起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恶性犯罪事件中，被害者与加害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留守儿童。贾健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在研究中提到，留守儿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儿童群体，其在刑事犯罪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犯罪者的角色，二是被害者的角色。“加害性”与“被害性”、“犯罪预防”与“被害预防”涉及留守儿童与刑事犯罪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留守儿童为何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被害者与加害者？如何解读最高检的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成都公布的2024年中考政策明确“有校园欺凌行为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能否有效防范校园欺凌的发生？澎湃新闻围绕上述问题与贾健教授展开对话。    

第一，根据现有刑法条文，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如果成立的话，在现有的法定刑幅度内又如何裁量。这是法律问题，不以民意和专家学者意见为转移的。此类事件发生后，有专业人士呼吁责任不在犯罪嫌疑人，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没有管教好，认为犯罪嫌疑人也是被害人，要将之释放，或者认为这些未成年人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很多老百姓则发声要将这些实施了恶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或者把他们关到监狱中，终身不得减刑、假释。实际上，这些声音都不会影响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审判。

第二，在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如何做到更好地预防、减少乃至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专家学者往往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民众也会借助各种媒体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专业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专家意见更为专业，但也应该让民众参与其中，因为这也涉及民众切身安全的社会问题，大家当然都有权利发声，因此，需要一个开放性的商谈平台让大家公开交流，不能因为民众意见不专业，就不屑一顾，也不能因为专家意见“不中听”，就对其网络攻击。最近的几起未成年人恶性事件发生后，我观察到专业人士和民众之间，甚至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实务部门和学者之间都是有隔阂、对立乃至有冲突和分裂的迹象，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我想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取得了主流社会认同的方案，而不会是个别专家学者或者持偏激观点的民众意见。

第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中的罪行种类，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如何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各方责任，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都还在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贾健：刑法修正案11新增了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勇检察长的讲话其实是针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说的，而不能认为这是要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未成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对这一款中情节恶劣的理解，学界一般认为包括采用残忍手段杀害的；动机特别恶劣的；行为对象是未成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弱势群体的；多次实施杀害、伤害的；一次杀害、伤害多人的等等。另外，还应该关注到应勇检察长调研时同时提到的，要“积极协调推动专门学校建设，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加大教育矫治力度，携手各方坚决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这也反映出，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犯罪，惩罚和教育改造不可偏废。

贾健：第一，家庭教养缺失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根据社会控制理论，一旦社会约束被打破或减弱，人就很容易做违法或越轨的行为，换言之，随着依恋、参与、投入和信仰等社会约束的减弱，人们可能身处危险生活环境中，参与一种很容易越轨或者被害的生活方式。留守儿童的教养方式在预防越轨和被害问题上存在缺陷：1、父母对留守儿童在价值观上缺乏正确引导。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父母教养的缺席容易导致留守儿童正确三观的缺位。而三观将指引留守儿童性格的形成、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交友对象、交友方式等，缺陷的性格、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不慎的交友行为，都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越轨和被害的重要因素。2、在亲子关系上缺少有效沟通。这会导致亲子间产生隔阂，留守儿童对家庭的依恋程度较弱，对家人的信任程度较低，因而容易产生安全感低、自卑、怯懦和孤僻等心理特征。这些容易导致留守儿童脱离家庭的约束进而实施越轨行为，也更容易被加害者锁定成为被害对象。

第三，由于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导致外在保护弱化，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法律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来看，留守儿童自我保护的建构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特别是受传统家族观念影响，对熟人侵害保持较高容忍度或集体无意识。我的课题组曾经做过统计，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被害案件中，村内熟人作案依旧是案件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

第四，犯罪学中的社会失序理论认为，群体成员越是缺乏联系，社区失序、解组的程度就越高，进而越轨行为就越多，相应地被害现象就越频繁。就当前来看，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多，村庄空心化严重，邻里相互守望功能衰退，而在城镇地区，除了空心化和基于陌生人社会导致的邻里守望功能衰退外，留守儿童多的社区在建筑物设计和管理方面多存在漏洞，面向留守儿童的服务或者设施缺乏，社区附近各种不适合留守儿童进入的文化娱乐场所也比较多，这种社会生活环境也是导致留守儿童实施违法犯罪和被害的诱因。

澎湃新闻：3月20日，成都市招考委、成都市教育局印发《2024年成都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工作实施规定》，明确考生初中期间有校园欺凌等行为的，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取中最后投档。您认为这种方式能否起到作用？如何防范校园欺凌的恶性事件再度发生，如何构建起对校园欺凌的零容忍处理机制？  

贾健：从完善处罚措施的角度上说，成都市教育局的做法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但我个人认为这一做法的效果有待观察，校园欺凌不但包括用公然、明显的方式进行的直接欺凌，例如殴打、辱骂等，还包括以不易被发现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欺凌，包括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实际上，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是很高的，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47.6%的留守儿童曾经遭遇过校园欺凌。如果根据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在不区分校园欺凌的种类、轻重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一旦严格实施的话，可能会有大量初中生被排除在外，另外，如何认定某生实施了校园欺凌？所实施的校园欺凌是否要区分严重程度？在实质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是否给行为人以申诉的途径？教育局是否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相互举报现象？这些问题可能都还需要考虑。

对于校园欺凌恶性事件的防范，现在关键是要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打通和解决执行中的关节点、难点，例如，在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中就已经根据校园欺凌的危害程度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处罚措施，包括“对实施欺凌的学生，情节轻微的，学校和家长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情节较重的，学校可给予纪律处分，并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予以训诫。对实施暴力、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应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依法转入专门学校就读。涉嫌违法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置。对遭受欺凌的学生，学校要给予相应的心理辅导”。

现在的问题是，学校能否切实落实？在我组织的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选择使用教育惩戒权。有些校园欺凌者的家长在外打工，委托监护人大多为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隔代近亲属，他们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效果有限，很可能被谈话者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此，如何给予学校、教师以政策、制度支持，让其愿意且敢于主动制止并报告校园欺凌现象；如何增强批评教育、警示谈话、警示教育、训诫的惩戒力度，使得对接受这些教育谈话的校园欺凌者产生震慑，不敢再犯；这些都还有待实践中作出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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