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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杜汇良介绍说，鄂尔多斯是一座能源之城，一方面，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煤炭、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国1/6和1/3，产量分别占全国1/5和1/7，全国28个省区市的保供用煤来自鄂尔多斯。另一方面，能源也是鄂尔多斯的当家产业、支柱产业，能源工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80%，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鄂尔多斯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发展，必须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以能源革命为牵引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杜汇良介绍，鄂尔多斯风光资源丰富，获批新能源发电规模全国地级市之最，目前并网总装机规模超1000万千瓦，今年将开工建设新能源项目2000万千瓦左右。依托绿电优势，打造了全球首个零碳园区，全面开展低碳园区建设、储能示范、绿电替代。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5000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一半以上，年消纳绿电百亿度、减少碳排放1亿吨，努力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上争当全国标杆。

“我们依托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叠加优势，以构筑世界级产业为目标，深入推进特色产业聚链成势、延链强群，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杜汇良说，一方面鄂尔多斯在全力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高地，一体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大力推动“风光氢储车”全产业链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打造国家非常规能源战略储备、煤基可降解材料、煤基高端化学品等“六大基地”。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打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杜汇良说，鄂尔多斯正以每天一万亩的速度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力争到2030年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70%，打赢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增强。

杜汇良还特别提到，鄂尔多斯正统筹推进大基地建设和荒漠化治理，大力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在库布其沙漠北缘规划建设总长约400公里“光伏长城”，在毛乌素沙地建设“一廊多点”风电光伏治沙项目，计划到2030年建成新能源总装机1.5亿千瓦，治理库布其沙化土地1200万亩、治理毛乌素裸露沙地300万亩。

“2024地球一小时”中国主场城市活动将全国的目光聚焦在这座正在全面推进碳达峰试点的城市。杜汇良表示，鄂尔多斯将以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新起点，系统推进生态绿色、生产低碳、生活节能，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建设美丽中国、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5月，第六届全球AEO大会将在中国深圳市举办，预计将有来自180多个国家(地区)的120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全球AEO大会是AEO领域最高级别的全球性会议，自2012年开始已举办五届。第六届全球AEO大会将搭建共建共享平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AEO制度全球互认与协调，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贸易，打响中国AEO品牌，讲好中国故事。

眼下春光正好，鲜花次第绽放。赏春花、品春茶、看春景、尝春鲜等多种消费场景融合，推动交通出行、餐饮住宿、文体休闲等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出行平台大数据显示，三月以来，各地赏花景区门票日均预订量和赏花跟团游预订量均同比上涨50%。从年初的冰雪消费到春节假期的探亲消费，再到现在的春日消费，消费市场亮点频出、热度不断。今年前两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2.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限额以上单位商品中，超八成类别零售额实现增长。其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均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增长37.2%；全国网上零售额21535亿元，同比增长15.3%，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电商新模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小麦春管眼下进入关键期。安徽组织农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加大春耕生产技术指导，各级财政整合资金10亿元，保障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进入返青起身期，当地组织农技人员7.2万人次深入田间地头，推广小麦绿色增产技术；在北京，农业专家前往密云河南寨镇、房山窦店镇等近20个典型地块，指导春季小麦首次肥水管理；在浙江嘉善，农业、电力、水利等部门组成春耕服务专班，全力推进智能灌溉系统建设，节水增效，助力农作物稳产增产。

早稻生产加紧展开。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开始陆续插秧，在种粮大县海丰县，今年当地扩大了早稻生产托管服务规模，为农户提供机械化插秧、收割等全过程服务。在广西，水稻种植面积现已超过2600万亩，今年当地加大了智能化农机投用数量，目前共投入3000多台北斗卫星导航自动驾驶装备、7000多台农用无人机。

各地备春耕有序开展。内蒙古赤峰今年大力推广数字化育苗，通过精准播种、自动喷灌、智能温控等设备，提高秧苗品质；辽宁阜新对普通播种机进行改造，在播种的同时同步铺设滴灌管带，实现农业节水增效；在四川绵阳，通过镇供销社统一采购、村供销社配送，确保农资商品保质、稳价、保供；在吉林，全省种子和化肥到户到位率在八成以上，农户们已经着手选择良种、检修农机、储备化肥，为今年的春耕做好准备。

由于2023年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制种面积普遍增加，今年春夏播粮油作物种子总量充足，质量水平好于上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农集团提前与400多家农资企业签订春耕保供协议，并积极推进农资骨干仓储配送网络建设，在全国增设600多个中转库，将农资产品提前分拨至基层，通过125家中国农资服务中心以及2万多家基层经销服务网点，加大优质化肥、农药、种子产品供应。

2024年首趟北京至老挝跨境旅游列车于3月18日从北京站始发，在先后游览张家界、昆明两地景区后，于22日抵达老挝。当地时间22日下午14时45分，游客乘坐中老铁路D87次跨境旅客列车抵达老挝双遗古都琅勃拉邦。游客们将乘坐中老铁路“网红列车”，游览老挝双遗古都琅勃拉邦大皇宫、普西山等多个旅游景点。

此次交易的产品为安吉县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垓区块水土保持生态旅游资源6年经营权，交易额3328万元。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约57平方公里，从前，由于全垦式耕种、村民保护意识不高，这里水土流失严重。经过十几年的系统治理后，该流域内水土保持率明显提升，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态产品各类价值同步升级。

边疆地区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既一体同构，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总基调。汉时西域交错分布着诸多“城国”，城国间族属、人口、风俗各异，对汉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故而汉廷对西域采取了与中原不同的治策。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设西域都护作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辅以密切的聘使、和亲、册封等措施。同时诸城邦各有王侯邑长，在听从征调的同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

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都护府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针对边疆民族的特点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以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允许世袭；以众多羁縻府州为行政基础设安西、北庭等都护府，授予都护府抚慰、征讨、叙功、赏过的职权，再统一于中央。“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净。”通过册封、纳质、和亲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西域治理大见成效。

汉唐是东西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期，胡汉之间、诸胡之间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究其根本是诸族经济上的不自足性，诸“城国”受限于土宇局促、气候恶劣、地貌单一等原因，不具备产出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先天条件，对贸易较为依赖。汉使出关往往携带大量金帛财物交好沿路诸国，张骞也曾对大宛王言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唐朝长安坊市间流传“胡人多宝”的说法，诸多粟特商人久居长安。此外唐廷在进行和亲、册封等时往往伴有丰厚的赏赐。唐与西域诸族广开互市，“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经济上的往来互洽带动了西域的地区经济发展，史载唐时轮台、伊吾一带“禾菽弥望”，于阗地区“众庶富乐，编户安业”。经济往来还反映在物种交流上，如石榴、葡萄、苜蓿等自汉时传入内地，菠菜则在唐代出现于华夏士庶的餐桌等。

随着频繁的交流交往，昌明的中原文化对西域诸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汉时龟兹王绛宾因钟情华夏文化，“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唐世史书多有边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学、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西域高昌等国酋长曾“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各族的质子和留学生耳濡目染中原礼仪文化，返乡后往往成为本国亲唐派首领，率先输诚，对于宗藩关系的加强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唐时的文化传播政策较为宽松，也较为注重对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对与诸族和亲的公主，也往往要求其遵从对方的“收继婚”习俗，故而时有公主嫁予继任可汗酋首的情况。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强化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依唐若父母然”。

西域位于多种政治势力交汇之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在此都设官置守、建立完备的军事体系。如汉朝在此设置西域都护府，提调番汉各部兵马，建筑烽燧、戍堡等军事设施。位于库车的克孜尔尕哈烽燧约建于西汉宣帝年间，汉代西域烽燧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护卫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唐时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唐代沿用了与汉时相似的烽燧防御体系。在兵威震慑的同时，为解决戍边部队的军资粮秣，汉唐都积极开展屯田。如汉先后与匈奴五次争夺适宜农耕的车师之地，并设戍己校尉主持该地屯田事务。唐代在东天山区域设置西州、伊州、庭州三个正州，对设县地区实行同于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实行记口分田并摊派地租、赋役。“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史书明确记载的唐代西域军屯数目有992屯，实际应远不止于此数。汉唐的屯田举措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西域治理的人、财、物力需求。

唐代典章、诗歌、文集中普遍存在“以汉喻唐”的现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唐人的“汉朝情结”，据此可见汉朝历史记忆在唐人心中的深重投影。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二者间高度的相似性。诚如牟发松《汉唐异同论》所言：“从国力的强盛，版图的奠定……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唐中隔四百年，其历史演进过程极为相似。”具体到西域治理层面，不难发现二者在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大体都是一脉相承的，唐代积极总结了汉代的经验教训，又因应现实情势对之进行了损益改造，因此在经略范围、治理效度和统治时间上都青出于蓝。西域的个案提醒我们，对唐代的认识和理解不应仅仅关注其时出现的新因素，对其所在的文化传统也应足够留意。

此后，即便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后，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州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苯教文献中， 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

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指出的，唐王朝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唐朝的这种农耕草原海洋为一体的大文明共同体形态，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也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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