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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还称，家长应与老师经常联系，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及时掌握孩子的动态，主动配合学校和老师对孩子进行教育，教育孩子在校要团结同学，互帮互助，不能欺凌同学，遭受其他同学的欺凌后及时告知家人。家长平时可以结合一些常见的学生欺凌现象来引导孩子，进行预防教育，引导孩子学会分辨事情的对与错，既不能让孩子以暴制暴，也要教会孩子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让孩子遇事从容处理。告诉孩子遭遇学生欺凌时，一定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或拨打校园欺凌举报电话，保存好相关证据，必要时及时报警。发现有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应及时劝阻、报告学校或打110报告公安部门等。

临川区教育体育局表示，许多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在第一时间会自我怀疑，认为真的是自己不好，才会受到欺负，这会让校园欺凌的情况持续存在。实际上，校园欺凌尤其容易发生在一些低自尊、遭受欺负而不反抗的孩子身上。很多情况是，有些家长在家中打压孩子的自尊，要求孩子一味顺从，这样的孩子在学校很有可能会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所以，家长要教会孩子面对欺凌勇敢面对、保护自己。

“070”寓意“零欺凌”。活动现场，招远市检察院青年志愿者以“防范校园欺凌，共创和谐校园”为主题，就什么是校园欺凌，哪些行为属于校园欺凌，以及欺凌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讲解，通过播放动画视频，讲解案例，让青少年更加真实感受到校园欺凌造成的不可逆影响。共青团招远市委向现场学生发放了《防校园欺凌一封信》，招远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法条，公布了未成年人维权渠道和救助电话，援助中心向学校和学生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相关材料。

各学校通过主题班会、黑板报、手抄报、升旗仪式、法治讲座等途径，让全体中小学生明白什么是校园欺凌、欺凌的表现形式、欺凌产生的原因及危害性等，引导教育同学们面对欺凌时要勇敢说“不”，不做霸凌者，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冷眼旁观者。各学校开展涉生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全面排查掌握好动及特殊学生情况，建立完善好动及特殊学生台账。针对问题学生，通过谈心、家访、心理帮扶等形式，化解思想矛盾与隔阂，建立心理疏导干预机制。

“上旺既有奋斗的岁月感，又有年轻的时尚感，‘反差感’比较强是一大特色。”作为“90后”青年，富盛镇党委书记陆正韵受访时谈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上旺精神一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而“人”依旧是“再创业”“再出发”的关键力量，“因此我们将上旺村发展确定为‘青春奋斗’的主题，通过落地产业园、完善配套服务等，引进新业态、吸引客流”。

边疆地区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既一体同构，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总基调。汉时西域交错分布着诸多“城国”，城国间族属、人口、风俗各异，对汉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故而汉廷对西域采取了与中原不同的治策。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设西域都护作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辅以密切的聘使、和亲、册封等措施。同时诸城邦各有王侯邑长，在听从征调的同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

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都护府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针对边疆民族的特点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以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允许世袭；以众多羁縻府州为行政基础设安西、北庭等都护府，授予都护府抚慰、征讨、叙功、赏过的职权，再统一于中央。“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净。”通过册封、纳质、和亲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西域治理大见成效。

汉唐是东西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期，胡汉之间、诸胡之间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究其根本是诸族经济上的不自足性，诸“城国”受限于土宇局促、气候恶劣、地貌单一等原因，不具备产出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先天条件，对贸易较为依赖。汉使出关往往携带大量金帛财物交好沿路诸国，张骞也曾对大宛王言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唐朝长安坊市间流传“胡人多宝”的说法，诸多粟特商人久居长安。此外唐廷在进行和亲、册封等时往往伴有丰厚的赏赐。唐与西域诸族广开互市，“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经济上的往来互洽带动了西域的地区经济发展，史载唐时轮台、伊吾一带“禾菽弥望”，于阗地区“众庶富乐，编户安业”。经济往来还反映在物种交流上，如石榴、葡萄、苜蓿等自汉时传入内地，菠菜则在唐代出现于华夏士庶的餐桌等。

随着频繁的交流交往，昌明的中原文化对西域诸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汉时龟兹王绛宾因钟情华夏文化，“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唐世史书多有边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学、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西域高昌等国酋长曾“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各族的质子和留学生耳濡目染中原礼仪文化，返乡后往往成为本国亲唐派首领，率先输诚，对于宗藩关系的加强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唐时的文化传播政策较为宽松，也较为注重对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对与诸族和亲的公主，也往往要求其遵从对方的“收继婚”习俗，故而时有公主嫁予继任可汗酋首的情况。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强化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依唐若父母然”。

西域位于多种政治势力交汇之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在此都设官置守、建立完备的军事体系。如汉朝在此设置西域都护府，提调番汉各部兵马，建筑烽燧、戍堡等军事设施。位于库车的克孜尔尕哈烽燧约建于西汉宣帝年间，汉代西域烽燧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护卫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唐时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唐代沿用了与汉时相似的烽燧防御体系。在兵威震慑的同时，为解决戍边部队的军资粮秣，汉唐都积极开展屯田。如汉先后与匈奴五次争夺适宜农耕的车师之地，并设戍己校尉主持该地屯田事务。唐代在东天山区域设置西州、伊州、庭州三个正州，对设县地区实行同于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实行记口分田并摊派地租、赋役。“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史书明确记载的唐代西域军屯数目有992屯，实际应远不止于此数。汉唐的屯田举措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西域治理的人、财、物力需求。

唐代典章、诗歌、文集中普遍存在“以汉喻唐”的现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唐人的“汉朝情结”，据此可见汉朝历史记忆在唐人心中的深重投影。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二者间高度的相似性。诚如牟发松《汉唐异同论》所言：“从国力的强盛，版图的奠定……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唐中隔四百年，其历史演进过程极为相似。”具体到西域治理层面，不难发现二者在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大体都是一脉相承的，唐代积极总结了汉代的经验教训，又因应现实情势对之进行了损益改造，因此在经略范围、治理效度和统治时间上都青出于蓝。西域的个案提醒我们，对唐代的认识和理解不应仅仅关注其时出现的新因素，对其所在的文化传统也应足够留意。

此后，即便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后，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州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苯教文献中， 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

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指出的，唐王朝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唐朝的这种农耕草原海洋为一体的大文明共同体形态，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也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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