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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由资产阶级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文明，从其演化逻辑来看，无论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还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阶段，资产阶级都未能引领世界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全球共同体，而是“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优先掌握着新兴技术，占据着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始终处于对社会共同体的支配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沦为其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源掠夺对象，从而致使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不断崛起与壮大，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真正平等意义上的新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回应了时代需求，体现了世界人民的美好夙愿，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出路，已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价值指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华文明的基因决定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体现为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表现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从来不是以邻为壑而是以邻为友，不是对立对抗而是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根基，正在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天下一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观的重要内容，强调要视天下人为一家，和睦相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要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天下一家”天下观的传承发展，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利己的个人，社会在本质上是分裂的，对抗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体是“虚幻的”，它只是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建立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它超越了阶级和国家的界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它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步，也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初级阶段。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等“中国主张”，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

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秉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将优化和改善口岸营商环境作为边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与口岸管委会、海关等职能部门协同合作，推动信息共享，警力配置和查验流程更加优化、更趋合理，实行进出口货物查验及手续一次性办理一站式通关，实现了车辆检验、报关报检到运输出境的无缝衔接。

与此同时，该站加强了与外贸企业的沟通交流，深入了解企业需求，积极为出口企业答疑解惑，为外贸人员宣传讲解出入境法规政策，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此外，该站还与相关部门携手合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严厉打击走私和非法贩运等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净化口岸营商环境，共同推进口岸建设发展。(完)

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未满14周岁犯罪不负刑事责任。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在总则第十七条“刑事责任年龄”条文中增加了一款，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导致特别严重后果的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适当下调，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关于适用案件范围，孙谦指出，主要涉及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如何理解和把握，是指罪名还是行为。从立法本意和相关立法司法解释看，此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理解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重伤这两种行为，而不能理解为只包括这两个罪名。比如，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抢劫过程中残忍杀害被害人的，实施绑架“撕票”的，虽然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被评价在抢劫罪、绑架罪中，但依据《修正案》仍可能负刑事责任。对于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

孙谦在文章中指出，行为人除犯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外，还需要有法律规定的危害后果发生，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如果不满足法定危害后果，如致人重伤但没有造成严重残疾的，则不应追究刑事责任。除符合以上罪名和危害后果条件外，还需要结合主、客观要件，综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情节是否恶劣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从主观恶性、社会影响、危害后果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对于不属于情节恶劣的，则不能以犯罪追诉。

关于核准程序，孙谦在文章中介绍，对符合适用案件范围、危害结果、犯罪情节三个实体条件的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还需要满足法定的程序要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此作出了严格的程序限制，即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法律之所以规定最高检核准程序，表明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政策，对此类情形的追诉应当严格控制。此类案件办理中，犯罪构成和危害结果根据主客观证据较为容易判断，而犯罪情节则不然，不仅需要司法人员对犯罪事实证据的准确认定，更需要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了解，结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分析犯罪的成因；不仅需要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掌握，更需要对司法政策的准确运用，兼顾法、理、情的统一。因此，在此类案件的核准追诉中，务必注重对“情节恶劣”这一要件的审查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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