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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党领导法治政府建设制度机制。坚持“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健全跟踪落实机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重要指示批示不折不扣落地见效。强化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牵头抓总、运筹谋划、督促落实作用，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格局更加健全。督促、指导各地区深入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制度规定，统一部署年度述法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全覆盖成效进一步巩固。

抓实走深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阐释，编写出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重要辅助读物。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全国法学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第一次对全国625所法学院校负责人、37万余名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全覆盖集中培训，为全国27.9万名新录用公务员专题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法治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好法治人才培养入口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必考内容并加大考察力度。

强化法律法规供给。制定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工作意见及规划，拟订并执行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审查完成立法项目51件。一是把粮食安全保障法、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关税法、学前教育法、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点立法项目作为重中之重，保证高质高效完成。二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等，推动制定修改保守国家秘密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三是坚持突出重点、急用先行，强化立法审查和统筹协调，更多采用“小快灵”立法模式，由司法部提前介入或直接牵头、组织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按照党中央部署牵头成立专班组织起草民营经济促进法，广泛听取民营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各方面意见，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和热切期盼。四是加快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高质效完成外国国家豁免法等6项重点立法项目，充实法律法规工具箱，审核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等条约16件。

扎实开展备案审查和合法性审核工作。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依法审查各地方、各部门报送备案的法规规章3021件，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纠正和处理存在违反上位法问题的法规规章。扎实推进《法规规章备案条例》修改工作，健全法规规章备案审查专家队伍，积极推进备案数据库和全国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平台建设。指导各地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加大力度治理“红头文件”乱象，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不当文件制定出台。

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依法指导协调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推进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部署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重点加强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力度，依法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粗暴执法、执法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指导有关地方和部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努力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现象。印发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指引，指导地方和部门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工作，公职律师发展到11.48万人。

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起草并报请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首次对行政法规、规章中罚款设定与实施作出规范，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起草并报请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9个领域33个罚款事项，切实减轻经营主体负担。持续深化减证便民，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印发公证证明材料清单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规范33类81项公证事项、删减116项证明材料，有效解决循环证明、无谓证明。

深入实施“八五”普法规划。起草《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出版《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汇编》，制定《司法行政系统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部署首批“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创建，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大力培养“法律明白人”，组织评选宣传“2023年度法治人物”，开展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试点，促进全民法治观念持续增强。

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成功主办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与会人员反响强烈，各方签署联合声明。加强涉外涉港澳法律服务，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试点，遴选295家公证机构开展海外远程视频公证，推进港澳律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执业试点延长三年。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深入实施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工程和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会同有关部门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有序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审查办理38个国家237个刑事司法协助案件，稳妥办理涉16国的向外移管案件88件。

持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开展行政复议质量提升年活动，指导各级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涉及民生领域行政复议案件6.38万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3万余件。2023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构通过调解、和解方式结案3.7万件，一大批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加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配合，形成深化诉源治理工作合力。加快行政复议信息化建设，全国行政复议“一张网”基本形成。

加大公众参与监督执法力度。研究制定行政执法评价指标体系、人民满意度评价标准，部署开展行政执法人民满意度评价第三方评估工作。完善重大行政执法案（事）件督办机制，通过行政执法监督批评建议平台督办86件行政执法舆情事件。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监督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工作衔接机制试点工作，与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比如：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还需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及时调整完善，加快建设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还要下更大功夫，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还需持续发力，公共法律服务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务实管用措施持续用力、加快解决。

2024年，司法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努力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规范化、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法治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根据《条例》，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资源，包括重要旧址、遗址、遗迹、代表性建筑、纪念设施或场所等不可移动红色资源；重要档案、文献、手稿、实物、声像资料等可移动红色资源；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的形象、事迹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口述记忆、红色地名等非物质红色资源。

《条例》要求建立红色资源名录制度，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对现存的列入名录的重要旧址、遗址、遗迹、代表性建筑、纪念设施或场所，应设置红色资源保护标志; 对已消失但列入名录的遗址，应在其附近设置红色资源纪念标志。保护标志和纪念标志的内容包括名称、保护级别、认定机关、认定日期等，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实施污损、侵占、破坏或歪曲、丑化、亵渎、否定红色资源的行为。对侵害红色资源、保护不力、利用不当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依照法律规定提出检察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

在传承弘扬方面，《条例》规定宣传部门应组织党史工作机构和教育、档案等部门编写面向学生的地方红色资源教育读本，为学校开展红色资源教育活动提供指导。教育主管部门应将红色资源传承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 社会实践等教育教学内容。学校应利用红色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观重要旧址、遗址、遗迹、代表性建筑、纪念设施或场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将红色资源教育纳入教学必修课程，组织学员到重要旧址、遗址、遗迹、代表性建筑、纪念设施或场所开展现场教学。

负责人本意是指担负责任的人，既有高度概括性和便捷性，也往往指向具体的关键岗位，涉及职责配置、权力行使、监督问责。《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作为重要工作定期部署推进、抓实抓好。”在法律法规和党政机关日常工作中，“负责人”的用法及范围主要可归纳为3类。

机关单位领导同志。常见表述即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还产生了明确具体岗位的相关概念。一是主要负责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上级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决定”，上述“主要负责人”是正职负责人。在正职负责人空缺或者履行授权程序的情况下，主持工作或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分管某方面工作的副职负责人，也被视为主要负责人。如《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有关问责的规定，就适用于“主要负责人和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二是分管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如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第十一、二十条，县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其成员由党委和政府有关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懂“三农”、会抓“三农”，分管负责人应当成为抓“三农”的行家里手。这里的“分管负责人”，一般是分管“三农”的党委、政府副职或党委常委、政府党组成员等班子成员；而“有关负责人”的范围更大，包括上述分管负责人及其他班子成员。

牵头承担临时性或一线具体任务的负责人。一是为专项任务成立的临时性机构负责人。如根据《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第十一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对证券公司进行接管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组织专业人员成立接管组，行使被接管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接管组负责人行使被接管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这里的接管组就是承担专项任务的临时性机构，其负责人根据授权履职，任务完成后职责即终止。二是身处现场一线的负责人。如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八条，交通工具上发现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其负责人应当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前方停靠点，并向交通工具的营运单位报告。这里的“负责人”不是固定岗位，而是指最适合履行应急处置职责的人员。此外，“负责人”还可以指代表单位表达立场观点的非具体岗位。

负责人与法定代表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对于机关、事业单位、有限公司等法人单位来说，其法定代表人是主要负责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此处强调“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所以该负责人就是主要负责人。对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不存在法定代表人的非法人单位来说，法律责任由其主要负责人承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五十条规定：“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法律法规关于“负责人”范围的规定，在认识理解和实施效果方面不尽相同。认识比较一致的，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处“负责人”范围包括“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但也有的条款在实施中存在不同理解，如《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从立法目的看，此处的“负责人”应该是与法定代表人地位相似的主要负责人，但在实践中对于是否包括副总经理等其他负责人则有不同认识。再如，有关刑事案件办理程序关于“经负责人批准”的规定中，机关副职、党组成员等班子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是否也有批准权，存在不同理解。建议在有关制度规则制修订时，尽量使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相关负责人、正职负责人、副职负责人、主持工作的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等表述，并设条款对其范围作出解释；同时，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的条件、场合、时限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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