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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之城》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合作出版的对中国城市进行全方位跟踪观察的研究报告，自2014年以来，已经连续发布11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表示：“城市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空间支撑。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不少城市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实现经济增长。”

《机遇之城2024》从观察结果来看，当前中国城市正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发掘新的经济增长潜力。排名前列的城市在均衡发展方面表现优异，体现出强劲的综合实力。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继续引领中国城市的发展，杭州、南京、苏州、武汉、青岛、成都紧随其后进入前十名。从城市群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的表现稳健，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总体表现也较为优异，城市群的发展动能和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城市群之间形成联结带动，使得总体的城镇化发展程度得以提高。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崔盛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当下所做的决策一定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理性决策”“如果明确了自己不适合做研究，不如更早进入就业市场，勇敢地接触社会”“社会环境和用人单位应该更好地识别求职者的才能，而非只看一纸文凭，从而推动‘学历社会’真正向‘能力社会’转变”。

崔盛：跟往届相比，今年考研人数下降主要是几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一是疫情管控措施全面放开之后，出境留学的人数增多，分流了一部分考研的人。二是就业环境的变化，从我们学校的数据来看，2023年上半年学生就业的形势较好，积极的就业形势会让更多学生走向就业市场。三是前几年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从供给层面一定程度缓解了考生持续考研的需求。三方面的因素综合导致考研人数连涨8年后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拐点，但拐点会不会延续，考研人数会不会持续下降，并不确定。核心还是要搞清楚“蓄水池”里有多少考研“二战”“三战”的人，以及大家对就业趋势的评估。从国家的政策规划和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来看，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高等教育规模还在扩大，研究生的规模也会随之增大。我估计，未来几年考研人数会在400万左右波动。

崔盛：教育部对高校推免保研名额的比例是有规定的，大部分高校学生的推免保研率也不会超过50%。客观上，并不存在保研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那大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认知？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跨区域、跨城市、跨学校参加各类夏令营推免，学生参与夏令营推免的积极性已经大大超过原来保研“九推”（意为九月正式推免）简单递材料的那种形式。部分学生可能进入大一就已经开始为保研或推免做准备，他们对于推免学校的信息收集更完备，准备也更充分，同时也让大家感觉高校推免保研越来越普遍。

对于高校而言，推免和统考并行最大的好处是两套考试招生方式，可以更充分挖掘考生的能力，选拔出综合素质更强的学生。比如说，老师反映有的学生在统考中分数非常高，但学习和研究能力相对较差。在推免过程中，学校通过自主命题、个性化面试，挑选出的学生可能更能适应研究生阶段要求。当然，这在学校之间也会形成竞争，当其他学校通过推免等方式抢人才，更多学校也会参与进来。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主观印象，相比于推免保研，普通院校的学生更容易通过考研统考进入名牌大学。其实在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中，学校还是会以综合评价的标准来选人，充分考虑学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所表现的综合能力，而不是靠学生的本科院校来简单判断。我个人的面试经验就发现，一些普通院校的考生，他们可能学得比较扎实，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反而比名牌大学的学生强，面试中也会得到老师们更多的认可。所以，在考研选拔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以什么形式的考试，或者以什么标准的学校出身来筛选考生，而是高校能否通过有效的考试，真正识别出考生的能力。

崔盛：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我相信，每个人当下所做的决策一定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理性决策。至于是否应该考研，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不同，所以理性考虑考研的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也不尽相同。这就跟考大学一样，以前农村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学生，被视为“寒门贵子”。现在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农村孩子上了普通大学之后发现并不一定就能拿到高工资，很多家庭就会考虑投入能否获得相应收益，是否上高职的回报更大，选择会更加务实。同样的，很多家庭和个人在决定是否读研的时候，也都会理性比对收益和成本。

崔盛：这个数据主要反映的是不同学历工资相对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本科毕业3年内薪资指数从1.89降至1.33，的确比研究生下降的更多。但学历对就业影响不仅要分类比较，还要从总体层面比较，例如近十年就业群体中大专、本科学历的比例增加了多少，硕士生又增加了多少。近十年就业群体中本专科生比例的扩增，也可能是导致这个群体工资溢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同学历的薪资水平仅仅是从数据层面来看，代表了平均水平，但个体的情况各异。当就业环境不太乐观的时候，并非意味着“卷学历”就是在就业市场胜出比较好的途径。如果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就业兴趣和优势，不敢进入劳动力市场，盲目考研，这是不值得鼓励的。我也跟很多学生说，如果明确了自己不适合做研究，不如更早进入就业市场，勇敢地接触社会，知道自己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等工作几年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能力，可以再到高校回炉，这个时候学的技能会更有针对性。现在很多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开始从学硕向专硕转型，鼓励学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者职业认知之后，再通过研究生教育提升能力，这样学到的知识更能匹配社会发展的需求。

崔盛：“逆向考研”可能存在几种情况：一是基于考研的竞争非常激烈，部分学生为了保证自己一定能考上，选择减少竞争规避风险；二是基于专业发展的考虑，我们平时讲“本科看学校，研究生看专业，博士看导师”，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有的学生考研选择的学校比本科的学校排名低，但就读的专业可能是王牌专业或者进了更强的课题组，这样的选择不算是“逆向”，而是基于专业和学术发展作出的现实选择；三是出于职业和区域的考量，例如从北京上海排名较前的本科院校考到家乡省会城市的王牌大学和专业，由于后者在区域内备受认可，而且对就业有连带效应，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所以，看似“逆向考研”，其实有些也是切合实际的合理选择。

崔盛：相比于“80后”“90后”，我发现课堂上这群“00后”的孩子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脱不脱“长衫”，反倒是我们当老师的替他们有这个“包袱”。去年我在课堂上还讨论过这个现象，发现随着文化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也会受到影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他们会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送外卖也是可以接受的。自己凭能力吃饭，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证明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现实匹配情况。

在就业上，考编和选调的比例明显上升。以前，本科生毕业为了考研可能“二战”“三战”，现在研究生毕业应付考编选调也开始“二战”“三战”。有的学生如果考不上公务员或者选调，为了保留应届生的身份，会故意不提交论文，延迟答辩和毕业。我跟学生聊，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企业更多地接触社会而想留在体制内？我感觉学生们对就业缺乏安全感，工作生活上没有闯劲更执着于稳定。学生对就业环境其实没有很多切身体会，但当消极的反馈传导开来之后，会像“蝴蝶效应”被放大，学生为了求安全和最大收益，往往选择最稳妥的路径。

崔盛：我自己是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工作扎根的，我的人生确实通过高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稳定，所谓“逆天改命”的现象会越来越少。这并不是说机会越来越少，而是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的功能发生了改变，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弱化，大学不再仅仅是为了选拔出精英人才，而是更多的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水平。至于考研是否还能“逆天改命”，我想当个人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专业领域，通过研究生阶段教育提升了自身的专业能力，成为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或者行业领军人才，也可能会实现所谓的“逆天改命”。

“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携手推动合作走深走实，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努力。”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共商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携手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应勇在致辞中表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文化和旅游部门与检察机关的共同政治责任。文化和旅游部门承担着贯彻落实党的文化工作方针政策及指导文物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重要职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同样肩负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司法职责。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携手文化和旅游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在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强化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深化协作，取得明显成效。新时代新征程，双方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共同运用法治力量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全社会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应勇指出，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发展融汇于党史、革命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党的检察事业在90多年光辉历程中，形成了大量法治文物、检察文物，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推进法治建设、检察制度建设的重要实物见证。深化法治文物、检察文物保护利用，对于用好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检察工作、推进法治建设等，都具有长远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双方要深化交流合作，融合发挥国家博物馆的文化专业优势和检察机关的法治专业优势，充分运用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共同提升法治文物、检察文物保护利用质效。

应勇表示，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推动各级检察机关、文化和旅游部门、博物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完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更好凝聚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合力，用法治力量守护中华文脉传承。最高检将积极主动与国家博物馆协作配合，共同深化法治文物、检察文物保护利用，推动建立业务协商和信息互通机制，共同深入挖掘和阐释法治文物、检察文物的时代价值，更好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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