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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广州3月20日电 (记者 许青青)第七届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发展技术交流会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超大安置项目技术观摩会20日在广州举行。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宏伟在致辞中表示，广州将推动智能建造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快建设智慧城市，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

可靠性是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核心指标。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产品可靠性的内涵进一步拓展，逐步从单纯的功能性能优异向包括经济性、安全性、环保性等多维度的“全周期可靠性”“大视角可靠性”转变。新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加速向高质量迈进，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把提升可靠性作为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主攻方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向高端化品质化需求，以质量性能提升为基础，增强高端优质产品供给能力。由于发展起步晚、积累不足，传统制造业尚存在粗放发展、重复建设问题，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同质化竞争态势，部分企业基于盲目扩张的发展路径和价格竞争策略，不惜降低产品性能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产业粗放发展导致企业技术水平和效益水平较低，质量差、性能低的产品进入市场还会扰乱竞争生态，不利于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优势产品脱颖而出。提升企业产品可靠性，能够形成一批技术先进、质量过硬、品牌特色鲜明的优质产品，为企业拓展高端市场、增强竞争能级、提高价值创造能力注入强劲动力，从而有效提升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产业链循环畅通，以质量性能追赶超越为核心，加快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拥有重大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核心产品是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循环的关键。目前，一些自主创新产品质量可靠性较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成为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卡脖子”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高端轴承、先进半导体材料、高性能芯片等领域表现明显。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提高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产品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有助于增强制造业自主可控能力、降低外部风险冲击，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向全球高水平竞争，以一流的产品质量性能为支撑，塑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面临一些变化，新的竞争优势必然要建立在优异的产品质量基础之上。我国许多制造产品出口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但大多以中低端产品为主，话语权不强、议价能力较低，究其原因还是产品可靠性、创新性、稳定性不足，对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支撑不够。提升产品可靠性有助于建立质量、品牌、标准等非价格竞争优势，获得更高市场认可度、美誉度，更好塑造制造业品牌和国际形象，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势和能级。

一是通过强化基础突破短板制约。基础产品是制造业产品可靠性的基石，可靠性必须建立在性能优异的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软件、重大技术装备等基础之上。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卡脖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技术产业化、生产批量化、产业规模化水平，提升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强化整零协同、供需衔接，推动基础产品在推广应用中迭代技术、改进产品、提升性能，解决基础产品“没得用”“不敢用”“不好用”问题。

二是通过改进工艺升级技术路径。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为提升产品可靠性赋予了巨大能量。要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推动生产活动和企业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加强质量性能信息采集、分析和利用，提高产品研发设计、质量控制、监控运维、售后服务水平，保证工艺稳定，实现质量管理标准化精细化。发挥链主企业、领军企业“智改数转”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技术工艺升级，强化全产业链全供应链质量性能协同提升。

三是通过完善标准优化产业生态。充分发挥标准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构建有利于提升产品可靠性的良好生态。鼓励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加强可靠性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与重点行业应用标准，提高标准适用性、先进性和有效性。聚焦机械、电子、汽车、材料、零部件等重点行业，以提升可靠性为重点，对标国际标准和规则，结合行业转型升级需要开展标准制定修订。强化标准宣贯和实施，加快标准推广应用，为可靠性突出的产品创市场、增优势。

四是通过夯实配套支撑构筑系统保障。提升可靠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人才、计量、公共服务等配套支撑。加强高技能人才、质量管理人才培养，让精品制造的理念扎根扎实。构建完善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加强计量、标准和检验检测技术一体化建设，建立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和检验检测、计量测试、标准研制机构，提升产品可靠性测试验证能力。培育发展专业化水平高、技术实力强的第三方服务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永嘉五年(311年)，前赵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建兴四年(316年)， 匈奴刘曜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从朝代更迭的角度看，西晋亡于匈奴毫无疑义，但《新唐书》所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以及《明史》中的“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不等于根本原因。如果直接原因是指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起到最直接的推动，并直接促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源或者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最本质的原因。具体到西晋王朝的崩溃，其“青萍之末”则需追溯到“何不食肉糜”的惠帝时期。

如所周知，由于惠帝“不惠”，后宫、外戚、权臣等围绕最高统治权进行了血腥的争夺，最终导致席卷全国的“八王之乱”。中枢神经坏死与地方统治失驭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是极为明显的。作为最后登场的角色，胡族势力只是将局面进一步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从历史逻辑来看，与其说“五胡”的铁骑踏碎了西晋不可一世的繁华，毋宁说是西晋统治者在内争中耗尽了国家元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统治失序。

“五胡”在入主中原之前长期活跃于“近塞”地带，以“属国”“保塞蛮夷”等形式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换言之，“五胡”王朝的核心族群是在汉晋时期已内迁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并不能以“塞外虏”视之。吕思勉指出“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此观点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和阐扬，如马长寿即认为“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的，没有承认‘五胡’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以其自身内部某一地区为核心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是自古以来从未断绝的观念。胡鸿指出：“就隋唐以前的历史而言，想要在东亚大陆的农业地带建立帝国，舍华夏政治文化外别无他途。”或许也可以说在隋唐之前的东亚世界里，中原地区处于一个较高的“文化势位”上，周边并未产生其他堪与匹敌的文明，游牧君主的“天下”尽管由马上得之，但如果想要稳固在汉地的统治，唯有汉地既有的政治传统可供资取。在这一进程中，“五胡”政权的态度往往是主动和积极的，诚如《晋书·慕容廆载记》所谓“渐慕诸夏之风”。

具体而言，血缘构拟方面，“五胡”统治者普遍自托“炎黄子孙”，将自己认定华夏后裔；意识形态方面，十六国国号皆经过措意斟酌，所用者多为“神州上国”旧名，意在宣扬正统；政权建设方面，大体沿用汉魏以来的政治框架和官僚体系，如前燕慕容儁正式称帝，称雄山东地区之初，即设置太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百官，实行汉魏旧制。前秦尽管一度实行胡汉双轨体制，但管理六夷的最高官职“大单于”只维持了较短的时间；此外还刻意凸显自身谙熟华夏经典的形象，以至清儒赵翼慨叹“僭伪诸君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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