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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两省区合作面临新机遇新空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说，希望双方持续巩固合作成果、提升合作质效，聚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深化“疆电外送”等领域合作；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产业互补发展和延链补链强链，围绕种质、农机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共享开放合作平台，携手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国内市场；聚焦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两省区群众互动往来和企业双向投资，携手书写新时代区域协作发展新篇章。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说，迈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希望两省区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交流，扎实推进设施互通、产业互促、开放互济、人文互动，进一步加强公路通道、国际货运班列、开放口岸、外贸产业等领域合作，深化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文化旅游、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合作，提高教育、科技、医疗、干部人才交流等合作水平，共同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促进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例如，3月20日，贵阳贵安代表团在杭州市学习考察。在浙江省创新馆，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深入学习“八八战略”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详细了解浙江在创新发展中形成的好经验、好思路。他强调，贵阳贵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发挥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稍早前的3月19日，贵阳贵安代表团还来到合肥市学习考察。在京东方，胡忠雄走进企业展厅，观看产品演示，详细了解企业技术优势、研发创新等方面情况。他对企业在技术创新中作出的积极探索表示钦佩，要求贵阳贵安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积极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有效推动创新要素汇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3月18日、19日，山东省聊城市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市朝阳区考察交流。聊城市委书记李长萍表示，朝阳区作为首都经济大区，国际化程度高，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新质生产力正全面培育，先进的发展理念、开阔的国际视野、层出不穷的新模式新业态，值得聊城认真学习借鉴。聊城市将立足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不断深入。

从2004年至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下称“北大六院”）睡眠科主任孙伟诊治了10万多位失眠患者。这些患者里，最小的6岁，最大的90多岁，最久的失眠了55年。他形容，失眠就像找不到浮木的溺水者，从挣扎走向放弃。失眠时，人的身体会处于高度觉醒状态，感官被无限放大。有位患者连楼上邻居半夜起来穿着拖鞋去卫生间、冲完马桶水箱滴水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连续3天失眠就会让人精神崩溃，以致产生轻生的念头。孙伟见过最久的是7天，患者在被家人用担架抬到他诊室前，已经写好了遗书。为了克服失眠，他们想尽了办法。有人每天喝6斤白酒，有人睡前吞下105片镇静催眠药，甚至有人请“大师”在纸上写下“睡眠”二字，然后把纸烧成灰泡水喝。老年人的睡眠多与躯体功能下降有关，而对于身体相对强壮的年轻患者来说，焦虑与失眠捆绑得更紧。当他们不得不就医时，精神世界往往已经崩溃。孙伟告诉他们，找回睡眠的第一步是“学会放下”。以下是孙伟的讲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科主任孙伟。受访者供图控制可以控制的，接纳无法控制的失眠患者的年龄在逐渐下移。北大六院睡眠医学科2014年成立，当时来看病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可能因为高血压、冠心病引起失眠。后来患者年龄越来越小，中青年逐渐成为“主力”，现在许多小学初中的孩子也被失眠困扰。前几天刚有一个患者出院回家，她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断断续续失眠了一年时间。这一年里，她把安眠药从每晚1片加到了80片，相当于一天吃12盒。这很恐怖，如果是普通人，都需要洗胃了。刚开始药物还能奏效，到了最后，即使一天80片她也睡不着，药物耐受了。如果那晚睡不着，她就生气，白天不起床，想着一定要睡着。在她住院的两个月里，我用没有依赖性、镇静作用强的药来替代原有的安眠药。除了降低药量外，我带她做行为训练：晚上10:30上床，早上6点必须下床，白天不卧床，在病房里做乐眠操、八段锦，在病房露台上遛弯，睡前做正念冥想。但更重要的是打开心结。她告诉我，自己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尤其是老师和同学的。她生怕自己在他们眼中有任何瑕疵。再往前回溯，她从小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去国外读的名牌大学，她的父母都是老师，在她小时候就经常灌输：“你是最优秀的。”这种话语在潜意识层面带给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我带着她分析，生活中哪些事可以控制？哪些控制不了？几点起床，怎么写论文，都可以控制；在和别人交往过程中，沟通技能、说话态度这些也能控制和提升。但是论文能不能拿奖，别人怎么看她，这些是控制不了的。像这种要强的、追求完美的人都是易失眠人群，他们无法掌控睡眠，就开始焦虑。可是睡眠偏偏就是不受意志控制的东西，就像人的体温、脉搏、血压等生理现象一样。我们要学会控制可以控制的，接纳无法控制的。这位患者在住院期间戒掉了之前的安眠药。但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她和母亲一见面就吵，觉得母亲管得太多了，非要让自己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她的母亲也是在控制着无法把控的事情。她的母亲和我们之前碰到的一位女企业家很像。企业家的儿子找了女朋友，于是她就买了套别墅送给他，从整体装修到孙子将来出生后婴儿房要买什么东西，她都自己规划布置。最后她不喜欢儿子的这个女朋友，阻止他们结婚，儿子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她开始失眠。这样的例子我们遇到过很多。病人的失眠往往都有一个诱因，感情问题、考试没考好、朋友闹矛盾，但是往深层次探究，都是无法接受一些事情的失控。最后我开导那位企业家，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她要努力转变自己的性格。失眠患者在睡前服用安眠药（创意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社会性失眠”我们医院刚成立睡眠科时只有5张床、2名医生、1名技师。在7年后，睡眠科成了医院里最大的科室之一，现在有19张单间病床，科室里接近50位医务人员。2016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数据，中国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38.2%，超过3亿人有睡眠障碍。毫无疑问，这个数据现在还在增加。失眠群体数量越多、越年轻化，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家孩子目前上小学，问我要不要报各种课外辅导班。我问他，“你是喜欢，还是看别人报了？”他说是看别人报了。我告诉他，你只需要做你喜欢做的事就行，而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你，不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成功”里。现在社会压力太大了，各行各业都处于一种“内卷”的状态。我今年43岁，我小时候哪有家长管孩子学习，小朋友们在田地里到处疯跑打闹。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从幼儿园“卷”到大学、研究生，“卷”不动的时候就容易失眠。失眠也分职业。医护人员是最多的，经常黑白班颠倒，其次是教师、金融从业人员、干部、媒体、IT人员。上周我去电视台录节目，主持人一听说我是睡眠科专家就向我诉苦，说这个行业没有能按时下班睡觉的，录节目到深夜，有事随时出差。失眠的背后，是社会化分工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冲突，总有需要牺牲睡眠来保证工作的时候。年轻人经常戏称自己“白天咖啡续命，晚上安眠药保命”。有一个好的变化。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精神疾病的病耻感比他们上一代人弱了，他们更关注心理健康，也愿意诉说。失眠正是精神疾病的表征之一。我们科收过一对母女，女孩刚上大一，考大学时母亲想让女儿报北京的大学，但是女孩喜欢南方的大学。女孩考上了南方的大学，母亲失眠了。结果最后女孩待了几个月觉得专业不合适，也失眠了。女孩说自己抑郁了，要去六院看病。母亲憋了那么久都没来，直到这时候才吐露自己也失眠很久，吃安眠药不管用。最后俩人一起住了两周院。看重睡眠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花大力气去治。经常有患者褪黑素、香薰、按摩精油、重力被买了一大堆，实在不行就到处淘“祖传秘方”。有人还形成了一系列睡眠仪式——上床之前先泡脚，再放首轻音乐，然后练个瑜伽，最后关灯，躺下，每天重复。有的人通过仪式性的动作能放松睡着，有的人反而越做越兴奋。对于睡前仪式化的动作，我的建议是：有用接着做，没用赶紧改，别撞南墙了还不回头。患者用电子设备监控睡眠质量（创意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陪患者成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说，治疗疾病不能光想着吃药和手术，人的心理也有很重要的作用。身和心是一体的，要“两条腿走路”。我们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它没有副作用，比吃药疗效好。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化版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上下不动静”：晚上定点上床，早晨定点下床，不补觉、不午睡、不赖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情，白天有氧运动1小时，每天静心练习1小时。我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前一晚都失眠了，雨滴落在宿舍窗台又溅到玻璃上的细微声音我都能注意到。第一次失眠我还会有焦虑，但第二次失眠，学了很多医学知识，我已经知道，调整呼吸节律，做放松练习，可以适当代替睡眠。就好比没有肉吃，我吃个苹果行不行？大多数患者用“烙饼”来形容失眠，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把过去发生的事全想一遍。这是因为夜晚的注意力无法被分散。你可以尝试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感觉腹壁在吸气时的膨起和呼气时的下陷，然后逐渐地把注意力从头顶引到后背、腿部、膝盖、脚部，感受旧空气排出，新的空气填满整个身体。专注在这一件事上，让脑子有事干，就不容易胡思乱想了。这也是正念练习的方法之一，持续坚持三到四周逐渐会见效。当然，治疗失眠的办法不尽相同。我曾经带着一个失眠10年的患者对噩梦进行分析。他梦到老家破旧的老房子，房顶长满了草，马上就要倒塌。他从这个梦里感觉到孤独、思念和害怕。在我的引导下，他说出了自己母亲抑郁吃药自杀的故事。我让他再回头，重新看待这个事情，他认为对于妈妈来说，离开是一种解脱。在那一次痛哭之后，他很少再做噩梦了。通过药物与行为治疗，睡眠有所改善。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患者，他已经不再吃药了。做了20年医生，我发现医生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给出建议，而是去陪患者成长，让他学会面对不同的事情。门诊里的好多病人在医生的陪伴下都获得了一些进步，他们适当改变自己的性格和面对事情的态度。有不少患者康复以后还会来看我们，瞅一眼我在出门诊，打个招呼他就放心地走了。他知道，实在不行，我这永远能给他兜底。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郝哲琳 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程大明1930年生于北京，孩童时代，他曾亲历“七七事变”，目睹日军占领北平的暴行。“日军标榜的‘建设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都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中国人沦为了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程大明说，那时北京海运仓、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等地都由日本人占领，日军在门口修筑岗楼，端着枪样子非常凶狠。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大家吃的都是72种东西混在一起的“混合面”，像土一样难以下咽。“所以这个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要想不受欺压，必须要强军。”

在“从军救国”的感召下，1948年5月，程大明报考黄埔军校并顺利被录取，而后前往成都受训，开启了自己的黄埔生涯。“入伍三个月培训，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迟到以后卧倒，或者爬多少米几个来回，我的感觉就是训练绝对服从。”程大明认为，过比较艰苦的生活没有坏处，严格的管理和训练也能为日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们入校以后，也知道国民党接连失败。解放军说实话是站在正义的一边。所以我进学校的时候，学校的空气也比较沉闷，远远没有建校初期欣欣向荣的味道。”

“我到国民党部队1个月零17天，根本连武器都没摸着。我那阵儿心里也有厌战的情绪，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当时很平静地就参加解放军了。”程大明看到，解放军的传统是到哪儿就要把哪儿建设好，“跟国民党部队不同，地方也拥护军队，军队也支援地方，这是我体会到的。我到解放军部队的时候，已经准备修成渝铁路，后来我就留在铁路方面了。”

1952年程大明转业回到北京，在北京二商系统做管理及计划统计工作，1989年末退休。转眼间，青年已白发。闲暇时，程大明会在社区讲述辛亥革命和黄埔历史，热情参与黄埔同学会的各项活动。“这位就是来自台湾的同学，我们亲切会见，大家都非常愉快。”采访中，程大明也向记者展示了自己与黄埔同学的珍贵合影，“我们那个中队里边有台湾的同学，所以我曾经也给他们写过几封信。” 在他看来，传承黄埔精神是自己一生的使命。

根据《军事记者》杂志介绍，陆超祺曾在撰文中这样回忆：“跟李庄在战地当记者，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不怕苦不怕死，冒着美军的飞机大炮，深入战壕采访是一种锻炼；还有一种锻炼，是在战火中写稿，出手快。那时，从前线到国内没有固定的邮路，没有民用电报，记者的稿子全靠临时回后方的汽车带到丹东（安东）投邮。李庄有这样的本事：白天和干部战士打牌聊天—一种采访方式。听说晚上或次日有人回后方，马上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写稿，赶在回国汽车开动之前交稿。这是真正的倚马可待的硬功夫，1951年二三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汉城》《‘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等通讯都是用半个白天或一个晚上赶写出来的。”

晚上做版时，却都犹豫了。一版编辑拿起来，又放下了。四版（国庆摄影专版）编辑也将这张照片挑了出来，想了想，也放回去了。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送来的照片里都没有这个画面。新华社和本报的文字稿里也都没有这个细节。“小平您好”眼看就要被淘汰了。最后，二版还需要几张照片。“好，就是它了！”当时的二版主编保育钧一眼就看上了“小平您好”这张照片。

1985年第四期《新闻战线》杂志曾刊文署名“叶伴”的文章《我们是怎样编发“小平您好”照片的？》一文。文章介绍，10月1日晚上，值班的编辑们一上班，就兴致勃勃地聊起白天游行、阅兵的新闻，谈论最多的是“小平您好”的横幅……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值班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场面生动活泼，很亲切。”大家的意见都倾向于发……通过这张照片的编发过程，可以看出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对于一个夜班编辑来说，该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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