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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全国总工会积极推动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目前，31个省（区、市）建立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制度，23个省（区、市）成立由同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主任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工会参与的县级以上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覆盖率超过90%。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每三年开展一届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活动，每五年开展一届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表彰。全国有19个省（区、市）定期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和示范创建活动。19个省（区、市）制定了省级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标准。

“近年来，各级工会深入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践中的如下亮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立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运用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协同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其二，用好集体协商抓手，实现促进行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双赢。其三，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探索创新，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上凸显工会组织起来、协商协调的功能优势。其四，坚持问题导向，维权和服务不断扩面，提质、增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全总工会理论与劳动关系智库专家沈建峰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劳动者以及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集体协商是协调劳动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工会积极联合相关部门，抓住集体协商这个协调劳动关系的‘牛鼻子’，多渠道有效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方向清晰、途径明确、措施有效，为不断取得新成效提供了坚实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全总工会理论和劳动关系智库专家冯喜良表示。

据了解，工会将持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内容上丰富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实践。一是大力培育推树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计划用5年时间在乡镇、工业园区内培育全国样板站点1000家，省级站点1万家。二是扎实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三年行动，力争建会入会、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会及时调解劳动争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以幸福企业建设为载体，推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四是推动各级“工会+法院+检察院+人社+司法”协作联动机制建设。五是扎实开展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12351+”专项行动，管好用好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六是巩固拓展双15工程成果，提高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

据悉，全国总工会积极推动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目前，31个省（区、市）建立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制度，23个省（区、市）成立由同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主任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工会参与的县级以上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覆盖率超过90%。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每三年开展一届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活动，每五年开展一届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表彰。全国有19个省（区、市）定期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和示范创建活动。19个省（区、市）制定了省级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标准。

“近年来，各级工会深入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践中的如下亮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立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运用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协同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其二，用好集体协商抓手，实现促进行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双赢。其三，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探索创新，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上凸显工会组织起来、协商协调的功能优势。其四，坚持问题导向，维权和服务不断扩面，提质、增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全总工会理论与劳动关系智库专家沈建峰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劳动者以及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集体协商是协调劳动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工会积极联合相关部门，抓住集体协商这个协调劳动关系的‘牛鼻子’，多渠道有效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方向清晰、途径明确、措施有效，为不断取得新成效提供了坚实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全总工会理论和劳动关系智库专家冯喜良表示。

据了解，工会将持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内容上丰富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实践。一是大力培育推树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计划用5年时间在乡镇、工业园区内培育全国样板站点1000家，省级站点1万家。二是扎实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三年行动，力争建会入会、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会及时调解劳动争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以幸福企业建设为载体，推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四是推动各级“工会+法院+检察院+人社+司法”协作联动机制建设。五是扎实开展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12351+”专项行动，管好用好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六是巩固拓展双15工程成果，提高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 通讯员 刘晓静）直播带货作为消费新业态逐渐引领潮流，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因利润分成引发的纠纷不断浮现。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案说法，解析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利润分成不明时的裁判规则。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5月12日，刘某与某经纪公司签订《经纪合同》，约定经纪公司独家享有刘某演艺事业的经纪代理权，合同履行期限自2019年5月7日至2022年5月7日。 2019年8月1日，刘某与经纪公司签订《协议书》，因直播平台的变更，双方就利润分配进行调整，自2019年8月1日，刘某在A直播平台做直播节目，每月应完成的礼物额度任务为45万元。如果完成额度任务，刘某获得当月总礼物值的40%；如果超额完成任务30万元以上，另加奖励1万元；如果完成额度任务的60%（即27万元）以下，刘某获得当月总礼物值的35%；如果刘某未完成的额度在10万元以上，剩余部分由经纪公司充值完成，以确保完成平台任务。总礼物值是指刘某与粉丝互动所获得的数值，不包括经纪公司为刘某所刷礼物值。当月经纪公司所充值总款额的50%从刘某总后台数据的总款额中扣除，经纪公司因平台扣除产生的50%充值损失，由经纪公司自行承担。因此，刘某所获得礼物分成计算方式最终为：（总礼物值-经纪公司充值的50%）x40%或（35%），及超额完成30万元以上加奖金1万元，计算周期为每月。 2019年8月10日，A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与刘某签订《解说合作协议》，双方就直播时间、结算标准、合作费用等进行约定。对于主播收益部分中平台打赏的礼物，A直播平台会按照40%-50%的比例收取服务费，剩下的返给经纪公司。一年后，刘某与经纪公司因为利润分成问题产生争议，刘某将经纪公司、股东孔某、第三人A直播平台诉至通州法院，要求经纪公司支付拖欠的直播费用95万元（包括礼物分成、薪资、广告推广费等）及逾期付款利息，经纪公司的股东孔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刘某主张的礼物分成，依照其与经纪公司协议，在扣除经纪公司所刷礼物50%后，双方未就刘某完成礼物任务为27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时的分成比例进行约定，故法院以协议约定的中位值37.5%作为刘某的分成比例。 经核算，刘某应获得104万元的礼物分成款，核减经纪公司已支付的100万元，经纪公司尚欠刘某礼物分成款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于刘某主张的薪资、广告推广等收入，《协议书》约定归经纪公司所有，故该项诉求，法院未予支持。经纪公司的唯一股东孔某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示，合同中价款或报酬，是合同履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出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时，首先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争取达成补充协议以弥补合同漏洞。如果仍不能确定，则应以鼓励交易、实现公平为目的，促使合法成立的合同继续履行。编辑 彭冲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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