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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崔盛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当下所做的决策一定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理性决策”“如果明确了自己不适合做研究，不如更早进入就业市场，勇敢地接触社会”“社会环境和用人单位应该更好地识别求职者的才能，而非只看一纸文凭，从而推动‘学历社会’真正向‘能力社会’转变”。

崔盛：跟往届相比，今年考研人数下降主要是几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一是疫情管控措施全面放开之后，出境留学的人数增多，分流了一部分考研的人。二是就业环境的变化，从我们学校的数据来看，2023年上半年学生就业的形势较好，积极的就业形势会让更多学生走向就业市场。三是前几年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从供给层面一定程度缓解了考生持续考研的需求。三方面的因素综合导致考研人数连涨8年后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拐点，但拐点会不会延续，考研人数会不会持续下降，并不确定。核心还是要搞清楚“蓄水池”里有多少考研“二战”“三战”的人，以及大家对就业趋势的评估。从国家的政策规划和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来看，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高等教育规模还在扩大，研究生的规模也会随之增大。我估计，未来几年考研人数会在400万左右波动。

崔盛：教育部对高校推免保研名额的比例是有规定的，大部分高校学生的推免保研率也不会超过50%。客观上，并不存在保研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那大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认知？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跨区域、跨城市、跨学校参加各类夏令营推免，学生参与夏令营推免的积极性已经大大超过原来保研“九推”（意为九月正式推免）简单递材料的那种形式。部分学生可能进入大一就已经开始为保研或推免做准备，他们对于推免学校的信息收集更完备，准备也更充分，同时也让大家感觉高校推免保研越来越普遍。

对于高校而言，推免和统考并行最大的好处是两套考试招生方式，可以更充分挖掘考生的能力，选拔出综合素质更强的学生。比如说，老师反映有的学生在统考中分数非常高，但学习和研究能力相对较差。在推免过程中，学校通过自主命题、个性化面试，挑选出的学生可能更能适应研究生阶段要求。当然，这在学校之间也会形成竞争，当其他学校通过推免等方式抢人才，更多学校也会参与进来。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主观印象，相比于推免保研，普通院校的学生更容易通过考研统考进入名牌大学。其实在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中，学校还是会以综合评价的标准来选人，充分考虑学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所表现的综合能力，而不是靠学生的本科院校来简单判断。我个人的面试经验就发现，一些普通院校的考生，他们可能学得比较扎实，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反而比名牌大学的学生强，面试中也会得到老师们更多的认可。所以，在考研选拔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以什么形式的考试，或者以什么标准的学校出身来筛选考生，而是高校能否通过有效的考试，真正识别出考生的能力。

崔盛：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我相信，每个人当下所做的决策一定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理性决策。至于是否应该考研，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不同，所以理性考虑考研的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也不尽相同。这就跟考大学一样，以前农村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学生，被视为“寒门贵子”。现在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农村孩子上了普通大学之后发现并不一定就能拿到高工资，很多家庭就会考虑投入能否获得相应收益，是否上高职的回报更大，选择会更加务实。同样的，很多家庭和个人在决定是否读研的时候，也都会理性比对收益和成本。

崔盛：这个数据主要反映的是不同学历工资相对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本科毕业3年内薪资指数从1.89降至1.33，的确比研究生下降的更多。但学历对就业影响不仅要分类比较，还要从总体层面比较，例如近十年就业群体中大专、本科学历的比例增加了多少，硕士生又增加了多少。近十年就业群体中本专科生比例的扩增，也可能是导致这个群体工资溢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同学历的薪资水平仅仅是从数据层面来看，代表了平均水平，但个体的情况各异。当就业环境不太乐观的时候，并非意味着“卷学历”就是在就业市场胜出比较好的途径。如果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就业兴趣和优势，不敢进入劳动力市场，盲目考研，这是不值得鼓励的。我也跟很多学生说，如果明确了自己不适合做研究，不如更早进入就业市场，勇敢地接触社会，知道自己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等工作几年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能力，可以再到高校回炉，这个时候学的技能会更有针对性。现在很多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开始从学硕向专硕转型，鼓励学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者职业认知之后，再通过研究生教育提升能力，这样学到的知识更能匹配社会发展的需求。

崔盛：“逆向考研”可能存在几种情况：一是基于考研的竞争非常激烈，部分学生为了保证自己一定能考上，选择减少竞争规避风险；二是基于专业发展的考虑，我们平时讲“本科看学校，研究生看专业，博士看导师”，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有的学生考研选择的学校比本科的学校排名低，但就读的专业可能是王牌专业或者进了更强的课题组，这样的选择不算是“逆向”，而是基于专业和学术发展作出的现实选择；三是出于职业和区域的考量，例如从北京上海排名较前的本科院校考到家乡省会城市的王牌大学和专业，由于后者在区域内备受认可，而且对就业有连带效应，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所以，看似“逆向考研”，其实有些也是切合实际的合理选择。

崔盛：相比于“80后”“90后”，我发现课堂上这群“00后”的孩子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脱不脱“长衫”，反倒是我们当老师的替他们有这个“包袱”。去年我在课堂上还讨论过这个现象，发现随着文化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也会受到影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他们会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送外卖也是可以接受的。自己凭能力吃饭，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证明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现实匹配情况。

在就业上，考编和选调的比例明显上升。以前，本科生毕业为了考研可能“二战”“三战”，现在研究生毕业应付考编选调也开始“二战”“三战”。有的学生如果考不上公务员或者选调，为了保留应届生的身份，会故意不提交论文，延迟答辩和毕业。我跟学生聊，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企业更多地接触社会而想留在体制内？我感觉学生们对就业缺乏安全感，工作生活上没有闯劲更执着于稳定。学生对就业环境其实没有很多切身体会，但当消极的反馈传导开来之后，会像“蝴蝶效应”被放大，学生为了求安全和最大收益，往往选择最稳妥的路径。

崔盛：我自己是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工作扎根的，我的人生确实通过高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稳定，所谓“逆天改命”的现象会越来越少。这并不是说机会越来越少，而是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的功能发生了改变，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弱化，大学不再仅仅是为了选拔出精英人才，而是更多的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水平。至于考研是否还能“逆天改命”，我想当个人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专业领域，通过研究生阶段教育提升了自身的专业能力，成为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或者行业领军人才，也可能会实现所谓的“逆天改命”。

永嘉五年(311年)，前赵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建兴四年(316年)， 匈奴刘曜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从朝代更迭的角度看，西晋亡于匈奴毫无疑义，但《新唐书》所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以及《明史》中的“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不等于根本原因。如果直接原因是指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起到最直接的推动，并直接促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源或者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最本质的原因。具体到西晋王朝的崩溃，其“青萍之末”则需追溯到“何不食肉糜”的惠帝时期。

如所周知，由于惠帝“不惠”，后宫、外戚、权臣等围绕最高统治权进行了血腥的争夺，最终导致席卷全国的“八王之乱”。中枢神经坏死与地方统治失驭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是极为明显的。作为最后登场的角色，胡族势力只是将局面进一步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从历史逻辑来看，与其说“五胡”的铁骑踏碎了西晋不可一世的繁华，毋宁说是西晋统治者在内争中耗尽了国家元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统治失序。

“五胡”在入主中原之前长期活跃于“近塞”地带，以“属国”“保塞蛮夷”等形式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换言之，“五胡”王朝的核心族群是在汉晋时期已内迁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并不能以“塞外虏”视之。吕思勉指出“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此观点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和阐扬，如马长寿即认为“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的，没有承认‘五胡’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以其自身内部某一地区为核心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是自古以来从未断绝的观念。胡鸿指出：“就隋唐以前的历史而言，想要在东亚大陆的农业地带建立帝国，舍华夏政治文化外别无他途。”或许也可以说在隋唐之前的东亚世界里，中原地区处于一个较高的“文化势位”上，周边并未产生其他堪与匹敌的文明，游牧君主的“天下”尽管由马上得之，但如果想要稳固在汉地的统治，唯有汉地既有的政治传统可供资取。在这一进程中，“五胡”政权的态度往往是主动和积极的，诚如《晋书·慕容廆载记》所谓“渐慕诸夏之风”。

具体而言，血缘构拟方面，“五胡”统治者普遍自托“炎黄子孙”，将自己认定华夏后裔；意识形态方面，十六国国号皆经过措意斟酌，所用者多为“神州上国”旧名，意在宣扬正统；政权建设方面，大体沿用汉魏以来的政治框架和官僚体系，如前燕慕容儁正式称帝，称雄山东地区之初，即设置太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百官，实行汉魏旧制。前秦尽管一度实行胡汉双轨体制，但管理六夷的最高官职“大单于”只维持了较短的时间；此外还刻意凸显自身谙熟华夏经典的形象，以至清儒赵翼慨叹“僭伪诸君有文学”。

阿尔巴尼斯请王毅向中国领导人转达诚挚问候。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方欣慰地看到，近两年来，澳中关系重回正确的方向，贸易投资和民间往来重现活跃，不断释放出积极信号并取得重要突破。澳方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发展和脱贫成就，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澳中关系不应由差异和分歧来定义，应尽可能寻找双方利益共同点。澳工党当年曾为澳中建交作出历史性贡献，现任工党政府将为推动澳中关系的建设性发展继续作出努力。阿尔巴尼斯强调，澳方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澳两党共识，将继续予以坚持。

王毅向阿尔巴尼斯转达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澳关系遇到的障碍逐一得到克服，悬案正在妥善予以解决，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澳现任工党政府执政后，中澳关系实现了第二次重要转变，这完全符合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完全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潮流。历史将会证明这一决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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