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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伟是南京“超级头脑”的创始人，他们从去年3月开始涉足AI人像模拟训练、声音克隆等业务，是国内最早一批推出“AI复活”产品的小型团队。所谓“复活”，就是基于照片、视频等历史数据，使用AI技术重现已故人物的声音、影像、行为等，生成与其相似的输出。到目前为止，张泽伟的团队已完成1000多笔“复活”订单。清明节将近，他们每天都会接到四五十个咨询相关事宜的电话。

和吴伍六有相似心愿的人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几位用AI“复活”已逝亲人的体验者，他们都对与亲人“再见一面”有强烈的执念——有的年轻人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却一直遗憾没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有的家庭中年失独，陷入情感泥淖的父母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还有的人伴侣离世多年，希望重新见到日夜思念的人，哪怕只是在屏幕上短暂一瞥也能倍感慰藉。

有一次，一个朋友联系到他，朋友的父亲意外去世了，全家人一直瞒着奶奶，担心奶奶承受不住打击。朋友问他，有没有可能用AI还原父亲的形象，去给90岁的奶奶报个平安？张泽伟犹豫了。以前，他们做虚拟现实的时候，也接触过类似的需求，但受限于技术不成熟等种种原因，尝试并未成功。“当时内心比较挣扎，技术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张泽伟告诉记者，当他看到老人露出真挚的笑容，以及慈祥、安心的眼神时，他觉得自己在做很有意义的事。

渐渐地，来找张泽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是为了向家属隐瞒亲人离世的真相，也有的是为了疗愈伤痛，弥补心中的遗憾。比如，一个从小被外婆带大的外孙女，希望去世的外婆可以出现在她的结婚典礼上。他们根据她提供的素材，还原了外婆生前的音容笑貌，让她的外婆在婚礼上为她送去了鼓励的话。还比如，有个小女孩因为父亲的意外离世有了抑郁倾向，她的母亲很着急，找到他们制作了伴侣的数字生命，最终合力帮助小女孩从抑郁中走出来。

张泽伟自认共情力很强。有段时间，频繁接触这样破碎的故事，一度让他非常难受，“感觉一下子就体会到几辈子的人间疾苦”，“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都会把自己代入进去”。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张泽伟发现，很多以前印象深刻的故事都慢慢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木感。记者采访期间，张泽伟接了好几通咨询电话，简单寒暄后，他先向对方抛出几个基本问题来了解需求，随后快速判断是后续详谈或是婉拒，通话时间一般不超过3分钟，全程表情平静、语调平稳。

张泽伟不愿把“AI复活”看作一门生意，但这项业务确实形成了一套流水线般的固定流程。比如，委托者需提前填写表格和约束协议，约束协议用以厘清法律风险，表格内容涵盖逝者的基本信息、相关生平、人际关系和重大事件等各方面。同时，委托者还需要准备一个10秒以上的视频，必须要有逝者的正面，或者至少一张正面照片，再准备一个15秒以上的音频。随后，相应信息会被放入数据库去进行大模型的调试训练，整个制作过程在一周左右。根据用户需求的不同，每个订单收费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

张泽伟从去年3月开始涉足相关业务，是国内“AI复活”领域最早的一批创业者。他没想到，仅仅一年时间，这条赛道上已经挤满了入局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AI复活”，能看到相关店铺不少，但由于这项服务尚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收费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还有人趁势推出了“AI复活师”的教学套餐和代理服务，大有将“AI复活”这条流水线生意延伸打造成产业链的架势。

付出了更贵的钱，却并不一定能得到满意的效果。“最大难点在于数据量。”张泽伟解释，很多年轻人想“复活”逝去的长辈，但可用的素材太少，比如只有一张老照片，或者只有嘈杂简短的语音，那就很难做出来，效果也不会很好。另外，一些情绪不稳定，可能有极端倾向的委托者也可能被婉拒。为了避免一些可能的问题发生，张泽伟制定了一些接单规则，例如关系确认、形象授权等，同时还会进行一定的资格审核。去年至今，张泽伟接到了5000多笔意向订单，但最终做成的只有1000多笔，其中40%左右的订单都因数据不足只能作罢，超过一半的人甚至完全没有亲人的音频资料。

技术不成熟是另一大难点。赵楠（化名）曾花费万元在网上定制了“AI复活”服务，只为弥补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的遗憾。赵楠的爷爷于2022年底过世，彼时，赵楠远在英国上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回国，这成了她心中长久的痛。去年，赵楠瞒着父母偷偷定制了爷爷的AI数字人分身，想要“有仪式感地跟爷爷告别”。刚见到“爷爷”时，她很欣喜，但稍后就从神态表情和只言片语中看出了“浓厚的AI味”，让她“瞬间出戏”。“说话的时候，他对我有点太关心了，一直很‘唠叨’地嘱咐我，但他生前其实更偏爱弟弟。”赵楠说。但她还是郑重地完成了这场期待已久的告别仪式。结束后，她删除了这个数字人，并大哭了一场，突然感到有所释怀。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AI复活”“数字生命”等概念看着很超前，但与智能相比，人工有时候才是“核心竞争力”。比如，为了训练AI语音，有的团队会专门去寻找声调声线和“复活者”很像的人录制语音，这样达到的相似度远高于声音克隆。还有同样提供“AI复活”服务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公司运营成本中，人工才是支出的大头。咨询客户的成功率并不高，但在筛选客户和提供咨询服务上的人工成本不能少。此外，做短视频、投放广告、宣传稿件也都需要大量花钱。

张泽伟对这个行业充满乐观。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AI复活”的概念还会持续升级，比起一段视频、一个聊天机器人等，未来还会有数字永生、数字陪伴等更多AI数字人产品出现。同时，他还计划“复制”自己，平时会注意留存各种资料，希望搭建一个更完美的数字人。“我觉得不用把AI这个事情想得太复杂，以前我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会去翻相册、找视频，现在还能跟他交互了，岂不是更好？”张泽伟说。在他的设想中，“AI复活”或许会和扫墓、鲜花一样，成为缅怀已故亲人的新方式。

有从业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数字人领域的头部企业硅基智能创始人兼CEO司马华鹏表示，硅基智能过去克隆了约50万个数字人，但“AI复活”的人数不过几千人，只占到一小部分，至少目前不是看上去那么美好的一个产业。“在探索相关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下来，会发现很多人不愿意把亲人克隆、复制出来。”在司马华鹏看来，阻力一方面是大众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还有文化和传统的问题。司马华鹏提到，“很多人只是在清明节这种特定的时候祭奠亲人，但是平时要天天这样沟通的话，可能带来的就不是慰藉，反而会加深痛苦了。”

从经济效益来看，“AI复活”也未必是很多企业的首选。“AI复活”本就主打定制化需求，虽然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标准流程，但很难有一个算法可以批量产出，再根据每个人的要求进行微调，投入产出比偏低。有业内人士做过测算，“AI复活”相关业务一年的收入在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更适合中小型团队涉足。司马华鹏认为，在国内“AI复活”可能是一个天花板不高的产业，相对来讲，数字人领域，无论是短视频、直播，还是大模型加持下的互动应用，都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此外，“AI复活”同样面临法律的审视。此前，网上“复活”李玟、乔任梁等已故明星曾引起不小的争议，尤其遭到家属的反对。我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第994条规定，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无论如何，“AI复活”的爆火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红利和“次生灾害”或将同时发生。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敬根认为，“AI复活”存在诈骗的隐患，未来大量AI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引发社会负面情绪、导致信任危机。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需要系统化、体系化的应对方式。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查明，2020年8月15日晚，年逾五旬的侯昌洪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梁某等五人聚餐饮酒结束后，行至水果摊欲购买水果。在品尝过程中双方发生言语争执，梁某用塑料凳砸向侯昌洪，随行人员又抽走侯昌洪身后躺椅，致使侯昌洪躲闪倒地，周围群众见状上前劝解，梁某等人离开。后梁某等人又折返回来继续找侯昌洪理论，双方再次发生言语争执。梁某掀翻侯昌洪的水果摊，并再次用塑料凳砸侯昌洪，同行另一人也上前拳打侯昌洪。侯昌洪后退躲闪，并顺手拿起水果摊上的菜刀进行防御。梁某等人一拥而上，想要夺过菜刀，双方发生扭打。在扭打过程中，侯昌洪的刀划伤梁某。随后梁某被送往医院治疗，伤情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经公安机关侦查后，检察机关认为侯昌洪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梁某以侯昌洪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侯昌洪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40余万元。

首先，被告（指侯昌洪）对原告（指梁某）实施的侵害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原告等人酒后因品尝水果与被告发生言语争执，进而用塑料凳砸向被告，且同行人员从被告背后将其躺椅抽走致使被告倒地。原告等人被周围群众劝离后，又因怀疑被告实施了辱骂返回至水果摊处产生争执并激化矛盾，原告不仅将待售水果掀翻在地且又用塑料凳子砸向被告，同行人员还对被告实施殴打。尽管原告等人实施该系列不法侵害行为的主观意图系逞强耍横和滋事，客观上未携带和使用任何具有杀伤性的器械并主要实施出言挑衅及徒手殴打等轻微暴力行为，但考虑整个事态系由原告等人主导发展且不断升级、激化矛盾，而被告已年满50周岁且独自一人，面对原告等青壮年专门针对自身的不法侵害时，无论人数还是体格均处于较大劣势，加之本系遭受无事生非、有意挑衅，进而逐步被激怒和进一步遭受侵害的情景，若不立即采取相当强度的反击，其个人财产和人身合法权益必然遭受更严重的不法侵害，故而在忍无可忍且毫无退路的情况下，选择持刀制止原告等人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构成正当防卫。

其次，被告的正当防卫行为不构成防卫过当。在自己合法权益面临如此现实紧迫性的侵害且力量对比悬殊情形下，被告系就地获取水果摊上的刀具而非有目的性异地拿取刀具实施防御，相较于当时所面对的不法侵害人数和侵害行为强度，给与其选择和思考的时机转瞬即逝。此种情形中法律不能再苛求作为普通群众的被告还应保持相当程度的理智和灵活性去选择危害性相较于刀具更小的器械或手段去反击防御。同时从防卫强度和损害后果看，尽管被告持刀造成原告遭受相当程度的人身损害后果，但基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系持刀后选择主动伤害原告等人，而更多出于防御目的的警告，最后再次面临原告等人的冲击后才挥刀砍伤原告。现有证据无法判断或认定被告除了进一步容忍和退让，是否还能采取既可有效制止原告等人的不法侵害，还能控制损害后果或范围的防卫手段。

重庆市高院认为，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正当防卫制度不仅是刑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法制度。刑法第二十条和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均规定了正当防卫条款，将其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刑事诉讼中，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致加害人受伤，人民检察院认定其符合刑法上的正当防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继刑法“第二十条”被唤醒后，本案审理法院准确把握民事法律正当防卫认定标准，不苛求每一次防卫行为都如教科书般标准精确，走出“唯结果论”“过于强调手段对等”等惯性思维，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认定防卫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与刑事诉讼携手，共同织密正当防卫人权益保护网，让正义“不委屈也可以求全”，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技术顾问黄柳权和殷树华，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许丽芳、保安司司长办公室主任张玉英、法务局局长梁颖妍、行政长官办公室顾问林香生、保安司司长办公室顾问曾翔等委员会成员，以及治安警察局局长吴锦华、保安司司长办公室顾问连兴池、司法警察局副局长赖文威等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出席了会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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