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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论坛《院士讲坛》板块，肝病领域四位院士同台开讲。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庄辉汇报了全球消除乙肝进展，并重点讲解了我国消除乙肝进展。庄辉院士指出，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届时病毒性肝炎的新发感染率要减少90%，病死率减少65%，诊断率达到90%，治疗率达到80%。

“全球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人数由2019年的2.96亿减少到2.57亿，一般人群流行率由3.8%减少到3.2%，5岁以下儿童全球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从0.9%减少到0.7%。2022年全球不同地区慢性乙肝诊断率和治疗率提升到19%和8%，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庄辉院士介绍，我国在消除乙肝危害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急性乙肝发病率、一般人群全球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以及乙肝相关肝癌发病率均显著下降。乙肝诊断率和治疗率均高于全球，分别达到24%、15%。在疫苗接种方面，我国均大幅领先于全球，其中3针疫苗覆盖率达到了99%。

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王福生梳理了目前干细胞治疗产品/药物的临床试验情况。他指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肝衰竭、肝硬化，可提高患者生存率。全球首个针对HBV抗原的特异性T细胞受体的T细胞疗法(TCR-T)在治疗乙肝相关肝癌方面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靶向性，且已初显疗效。目前我国细胞治疗产业方兴未艾，发展之路任重道远，需要产学研医应一体化协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解读了转化治疗的概念、路径及其在系统治疗时代的发展趋势。他指出，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为转化治疗提供了新的契机，显著提升了治疗有效率；未来的转化治疗将更加注重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的序贯结合，以实现治愈性手术的目标；然而，如何预测治疗反应、选择最适合的受益人群以及确定最佳联合治疗方案，仍是当前转化治疗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宁邵分享了戊肝的预防与诊断进展，传统的HEV抗原检测试剂存在灵敏度不足和阳性周期短的问题。夏宁邵院士带领的厦门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发现HEV pORF2蛋白在尿液中的特异性富集，并据此研发出全球首个以尿液中pORF2抗原为检测目标的HEV抗原尿液检测试剂盒。该创新将戊肝诊断的靶标从血液或粪便转移至尿液，为戊肝诊断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新手段，显著提高了诊断可及性和效率。

本次大会主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贾继东教授系统分析了肝病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他从未满足需求的定义着手，分类剖析了目前肝病领域未被满足的需求，分别为乙肝功能性治愈、丙肝疫苗的缺失、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和肝纤维化的评估、肝癌的诊断和精准治疗和自身免疫性肝病治疗的缺乏。目前众多国内外学术机构、研发型企业、医务人员及监管部门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研发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代谢相关性脂肪肝性肝病及肝细胞癌的药物，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未满足需求将得以解决。

在采访中，陈宇良反复提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成为高校教师后，陈宇良格外关注学生的家庭状况，希望能将从社会得到的爱，回报于社会。十年来，他先后资助过3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并通过带学生做科研项目获得经济收入。“如果直接给学生钱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我希望通过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来帮助他们。”陈宇良说。

经过多年努力，陈宇良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他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130余篇学术论文，并荣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广西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母校给年轻教师创造很好的科研环境，我通过努力工作在科研上取得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换取的科研奖励，使我能够实现下一个十年之约。”陈宇良说。

拿出100万元成立“希望科学+基金”，对于陈宇良来说并非易事。“家里有房贷，老人看病、妻子读博都需要用钱，但家里人都很支持我的决定，支持我用行动回报社会。”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虽不富裕，但父母都乐于帮助他人。父母的言传身教，在陈宇良身上埋下乐善好施的种子。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榜样作用，吸引更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加入公益事业，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汇聚力量。(完)

朱杰人：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将中国的儒学介绍到西方去。但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儒学时，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人们只知道传教士将儒学思想传播到了西方，却不知道传教士在读儒学经典的时候，一定离不开朱子的解释。因为没有朱子的解释，传教士很难深入理解儒学原典。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所接受的中国儒学，实际上是经过朱子重新阐释和改造过的儒学，即所谓的“理学”。只有经过朱子这座“桥梁”，西方人才能进入儒学思想之中。

孔子没有解决的问题，给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留出了巨大的思想与理论空间。所谓“轮回”，所谓“天堂地狱”，所谓“空”，很轻易地就俘获了一般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唐宋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信奉佛教。到了宋代，“北宋五子”中，除“二程”程颢、程颐外，其余“三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哲学思想，均或多或少受到佛教影响。

朱杰人：朱子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一直被批判，实际上人们对这句话存在误解。这里的“人欲”并非指人正常的生理和生活中的欲望，而是指过度的、违背天理的欲望，是贪婪、占有、自私等观念。朱子认为，世界上有个客观的“天理”，但是人一旦被私欲蒙蔽、污染，就会作恶，违背了这个“天理”，所以要“存天理”。

朱杰人：可以说朱子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孔子。当年武夷山在申请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时，当地向来到武夷山的联合国专家介绍朱子与朱子学，但专家们听不懂。有一位日本专家就问，你们讲的是不是朱熹？得到肯定答复后，日本专家说原来你们讲的是“后孔子”。可见这一称号在海外是得到认同的。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朱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性人物，海内外的认识是一致的。

朱杰人：可以从朱子的兼容并蓄方面发力，这对于当下的国际传播仍具有一种方法论的启示。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前代、同期，朱子学把当时不同类别、不同时代的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吸纳进去。朱子对于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的，而是有选择地把对方的长处学过来，其中的错误观点则不接受。台湾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发现朱子引用其当代人注释注解就有四十多人。

但向世界讲述朱子故事，也面临一定的困难。美国有位教授讲过，朱子学是一副良药，可以治西方的现代病。但美国研究朱子学的主要力量是高校学者，民间对朱子学几乎不了解。欧洲大概也是这样的状况。西方传播基督教有教堂等场所，但国外没有一个合适的场所去传播朱子学。且朱子学学问十分深厚，其论著篇幅的宏大以及古汉语的翻译困难，也为朱子学在西方的传播带来一定影响。

朱杰人：朱子学让我最受益的一点是改变了我的气质。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年轻时脾气火爆，朱子的书读多了，性格也变得温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有时候还是会发火、会失态。我认为，读朱子的书，不能做“外科大夫”，拿把手术刀老给别人“开刀”，要对自己“开刀”，学以为己，切己体贴，才能真正把朱子学学好、学到手。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紫阳书院、考亭书院山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朱熹第二十九代孙。主要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经学、朱子学。多年从事朱子及朱子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是该领域的权威。其领衔主编的《朱子全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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