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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易鹏飞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对被告人易鹏飞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易鹏飞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23年，被告人易鹏飞利用担任湖南省原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怀化市市长、娄底市市长、郴州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140万余元。2019年4月至2020年10月，易鹏飞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在招商工作中明知有关公司所要求的土地出让优惠政策违反国务院禁止零地价和变相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规定，且在有关人员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决定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易鹏飞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均应依法惩处。鉴于易鹏飞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部分受贿犯罪系未遂，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追缴到案，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之一，经济活跃程度高，在外温商遍布全国各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解纷需求日益增长，诉讼体量长期处在全省前列。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缓解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态势，近年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机制聚合、平台聚能、基层聚力，深化构建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机制，助力高质量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

温州持续深化诉源治理探索实践，通过市县层面机制融合，重点领域平台聚能，镇乡基层形成合力，促使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实质性化解在基层。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探索诉源治理新路径，强化市、县两级党委统领推动作用，各方协同发力，推进主管领域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建立健全各县域特色鲜明、各行业领域重点突出矛盾纠纷分层过滤机制。

一是抓实诉源治理市域布局。坚持把诉源治理放在社会治理、平安建设大局中部署谋划，市委召开诉源治理暨共享法庭建设推进会，连续两年将诉源治理工作列入“强基提能”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年重点内容，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法院主抓、单打独斗”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转变。“万人成讼率”指标纳入全市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共同富裕示范区考核，并作为县乡“六比竞赛”内容进行晾晒，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的诉源治理属地责任不断压实。

二是抓实社会治理中心建设。推进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与社会治理中心深度融合，在整合诉讼服务、联合接访、人民调解、部门和调解组织调解等功能的同时，社会治理中心各个功能区按综合受理区、联合接访区、多元调解区、诉讼服务区顺位布局，从办理流程和空间布局上落实“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瓯海区社会治理中心打造25个部门集中办公、12个调解平台进驻运行的社会治理和城市运行新样本。

三是抓实矛盾纠纷分流调处。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诉调衔接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明确全市8个一类中心、2个二类中心、2个三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分流率分别须达到70%、75%、80%，推动让矛盾“中转站”成为问题“终点站”。2023年，全市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调解过滤纠纷47287件，进入中心纠纷调解分流率达83.74%；接收法院引导诉前成功调解纠纷25778件，调解成功率48.29%。

紧密围绕服务保障发展大局，聚焦营商环境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搭建了司法服务平台，做优涉企业纠纷预防化解。这里建立了“异地温商+驻温外商+本土商企+服务中心”的一站式、全方位、专业化的涉企解纷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让市场主体预期更稳、信心更足、活力更强，在法治轨道上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

一是搭建涉企纠纷预防化解平台。围绕温州创建“两个健康”先行区和防范化解风险的实际需求，温州中院与市企业家协会签订司法助企框架合作协议，设立民营企业纠纷风险预防化解指导室，两级法院32名业务骨干常态化对接联系开展诉前调解、指导协会调解；编印《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护航中小微企业典型案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合规指导手册》等13个手册，累计开展法律咨询750余场次，受众企业超5000家。会同市贸促会、市侨联共同设立国际商事共享法庭，为世界温州人搭建沟通联络驿站，更好服务保障高水平“走出去”与高质量“引进来”。

二是搭建商会协会联合调解平台。出台促进涉企调解工作细则等制度规范11项，争取地方党政部门、行业协会和驻外商会支持，线下打造145家涉企共享法庭，聘请温商联络处主任、商会会长等担任庭务主任，引入工商联干部作为“亲清联络员”参与涉企纠纷调解，推进各商会分片区对涉企纠纷开展“属地调解”，2023年，联合调处涉企纠纷4304件，争议标的达2.26亿元，自主选择商会调解纠纷的企业数增加83.6%。商人纠纷商会解做法入选全国“工商联与人民法院沟通联系机制典型事例（2020-2022）”。

三是搭建纠纷多发领域协同治理平台。针对金融借款、房地产、买卖合同、建设工程等多发案由，中院与市政府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形成纪要，倡导采用事先约定仲裁条款、赋强公证等举措，推动纠纷多元化解。在全国首创“预查废”机制并制定规程指引，打造小微金融“1+X解纷全链路模块”，全市法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收案数从2015年最高值13479件，逐步降至2023年2466件，龙湾法院金融纠纷“1+N”解纷工作法入选全省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积极引导群体性纠纷通过个案先行示范诉讼、示范调解，通过示范性裁判促成6000余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3000余起物业诉前化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一是增强共享法庭治理支点作用。全面推动全市3488家镇街村社共享法庭融入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35个乡镇共享法庭入驻“共享社•幸福里”建设重点单元，以平台贯通、功能贯通、体制机制贯通为路径，将司法服务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末端，实现群众烦心事在“15分钟功能圈”内解决。瑞安胜丰、平阳笠湖等地依托村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借助属地乡贤等力量，加强基层纠纷调处和法治宣传，打造村社共享法庭样板。

二是推进解纷资源解纷力量下沉。因地制宜推行“乡贤调解室”等机制，建立人民法庭与基层职能站所联调共治机制。推动辖区矛盾纠纷由人民法庭与公安、司法基层职能站所、调解组织联调共治，鼓励、引导当事人“因纷选调、多调并进”。乐清柳市、平阳鳌江等9家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整体迁移、靠前指导。瑞安湖岭镇坚持党委牵头抓总、社会协同共建、改革提能增效，构建镇域“多调合一”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模式，筑牢基层解纷“桥头堡”。

三是深化数字改革服务基层治理作用。全面推广应用浙江解纷码、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平台入驻基层治理单位2030家，调处各类化解纠纷102407件。研发“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实现调解纠纷、保护弱者、情感修复等功能跨部门、跨业务、跨层级的高效协同，以家庭和谐“小平安”推动社会和谐“大平安”。平台多元调解应用1735条、汇集反家暴数据2543条、关爱未成年人建档5402份、发送家庭教育指导文书753份、适老助残模块惠及160人。

在上述规则的基础上，围绕数字贸易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我国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立足产业实践需求，国家网信办制定了《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在我国现行数据跨境传输立法框架内，进一步细化了企业数据出境的业务合规标准和操作规范，充分反映了我国在数据跨境传输监管领域的创新思路，那就是：既要通过保障数据跨境传输安全实现数字贸易活动稳定，也要通过畅通数据跨境传输制度渠道打造跨境数字贸易新格局。《规定》的公布进一步优化了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体系，为企业数据出境提供多样化、灵活性的制度工具，同时也有力回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数据本地化主义”和阻碍全球数字贸易活动等无端指责。

第一，立足数字贸易实践特征，细化数据跨境传输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监管实践中，部分企业对自身数据跨境传输业务的法律性质认知不够准确，难以准确地确认应当适用何种数据跨境传输流动机制。为了在法律实施层面解决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适用标准模糊问题，《规定》将无需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情形予以列举。例如，“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主要涉及跨境购物、跨境寄递、跨境汇款、跨境支付、跨境开户、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考试服务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性表现为，个人跨境活动需要高频次、无障碍地进行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又如，“实施跨境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的判断标准是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此种条款表述在保障跨境企业或跨境业务所必需的员工个人信息能够正常出入境的基础上，有效避免了部分企业不当扩大跨境人力资源管理之必要的实际范围，导致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以不安全的方式出境。还如，“紧急情况”是指为了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目的，数据出境具有迫切性。

第二，明确商业活动场景需求，推动数据跨境传输制度的有序实施。自我国确立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以及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为中心的数据跨境传输体系后，监管机构也在持续推动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如全国首个数据合规出境案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合作研究项目为医疗健康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国际医疗科研合作提供了实践指引。再如，我国汽车领域首个全系统盘点、全业务申报、全场景获批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案例，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项目为汽车领域数据出境活动展示了标准化的业务合规方式。在这种场景导向的数据跨境传输治理理念下，《规定》也侧重针对特定场景的业务需求，在不包含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允许国际贸易、跨境运输、学术合作、跨国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出境活动不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机制。此种豁免情形无疑为中国企业出海开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极大便利，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客服、物流、云存储、数据分析等常见跨境贸易活动会频繁生成和传输相关业务数据。这些业务数据的出境不会直接导致国家安全等问题，《规定》将之豁免，有效消除了此类问题背后的监管不确定因素。

第三，预留监管制度解释空间，促进数据跨境传输制度的多元创新。数据跨境传输制度是我国各类自贸港、自贸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改革地区探索新型跨境数字贸易活动的重要依托和安全保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专项规划(2023—2025 年)》中明确提出，要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操作规则、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功能等多项具体措施。为了充分保障“先试先行”治理模式的落地，《规定》专门就自贸区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增设了“灵活变通的空间”，即通过数据清单的形式在现有数据跨境传输机制上予以“微调”。该数据清单机制可以被理解为“充分授权”“法定程序”“便捷流动”三类治理要素的有机整合。“充分授权”是指《规定》授权自贸区自行制定适合本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数据出境监管机制；“法定程序”是指《规定》明确限定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批准备案流程，真正实现“合法范围内的充分创新”；“便捷流动”是指《规定》允许数据清单之外的其他数据跨境传输活动不必继续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具体制度，而是以符合商事效率的方式直接与跨境数字贸易活动一并完成。自贸区属于“境内关外”区域，在工商登记、外商投资、人才引进等领域均存在政策优惠，《规定》所设置的数据清单能够让自贸区在兼顾安全管理的基础上，更多地偏向探索具有自贸区经济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体制机制。

第四，回应企业数据出境合规担忧，降低数据跨境传输制度的合规难度。《规定》的一大亮点是提升了现行数据跨境传输制度的操作性，降低了中小企业数据出境的业务合规难度。《规定》并没有对数据处理者所持有的数据总量作出监管门槛的设定，而是更加侧重对数据环境风险水平的评估。因此，《规定》将风险关注的重心调整至数据出境的规模和类型。例如，在向境外提供非敏感个人信息的出境活动中，设置了“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以上、不满100万人个人信息的”以及“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三类数据出境数量门槛，分别对应“完全豁免”“豁免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强制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三类业务合规要求。对于明确不具备危害国家安全、个人信息权利等的数据出境活动，例如跨境传输的数据数量稀少，则无需专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监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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