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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查明，2020年8月15日晚，年逾五旬的侯昌洪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梁某等五人聚餐饮酒结束后，行至水果摊欲购买水果。在品尝过程中双方发生言语争执，梁某用塑料凳砸向侯昌洪，随行人员又抽走侯昌洪身后躺椅，致使侯昌洪躲闪倒地，周围群众见状上前劝解，梁某等人离开。后梁某等人又折返回来继续找侯昌洪理论，双方再次发生言语争执。梁某掀翻侯昌洪的水果摊，并再次用塑料凳砸侯昌洪，同行另一人也上前拳打侯昌洪。侯昌洪后退躲闪，并顺手拿起水果摊上的菜刀进行防御。梁某等人一拥而上，想要夺过菜刀，双方发生扭打。在扭打过程中，侯昌洪的刀划伤梁某。随后梁某被送往医院治疗，伤情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经公安机关侦查后，检察机关认为侯昌洪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梁某以侯昌洪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侯昌洪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40余万元。

首先，被告（指侯昌洪）对原告（指梁某）实施的侵害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原告等人酒后因品尝水果与被告发生言语争执，进而用塑料凳砸向被告，且同行人员从被告背后将其躺椅抽走致使被告倒地。原告等人被周围群众劝离后，又因怀疑被告实施了辱骂返回至水果摊处产生争执并激化矛盾，原告不仅将待售水果掀翻在地且又用塑料凳子砸向被告，同行人员还对被告实施殴打。尽管原告等人实施该系列不法侵害行为的主观意图系逞强耍横和滋事，客观上未携带和使用任何具有杀伤性的器械并主要实施出言挑衅及徒手殴打等轻微暴力行为，但考虑整个事态系由原告等人主导发展且不断升级、激化矛盾，而被告已年满50周岁且独自一人，面对原告等青壮年专门针对自身的不法侵害时，无论人数还是体格均处于较大劣势，加之本系遭受无事生非、有意挑衅，进而逐步被激怒和进一步遭受侵害的情景，若不立即采取相当强度的反击，其个人财产和人身合法权益必然遭受更严重的不法侵害，故而在忍无可忍且毫无退路的情况下，选择持刀制止原告等人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构成正当防卫。

其次，被告的正当防卫行为不构成防卫过当。在自己合法权益面临如此现实紧迫性的侵害且力量对比悬殊情形下，被告系就地获取水果摊上的刀具而非有目的性异地拿取刀具实施防御，相较于当时所面对的不法侵害人数和侵害行为强度，给与其选择和思考的时机转瞬即逝。此种情形中法律不能再苛求作为普通群众的被告还应保持相当程度的理智和灵活性去选择危害性相较于刀具更小的器械或手段去反击防御。同时从防卫强度和损害后果看，尽管被告持刀造成原告遭受相当程度的人身损害后果，但基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系持刀后选择主动伤害原告等人，而更多出于防御目的的警告，最后再次面临原告等人的冲击后才挥刀砍伤原告。现有证据无法判断或认定被告除了进一步容忍和退让，是否还能采取既可有效制止原告等人的不法侵害，还能控制损害后果或范围的防卫手段。

重庆市高院认为，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正当防卫制度不仅是刑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法制度。刑法第二十条和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均规定了正当防卫条款，将其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刑事诉讼中，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致加害人受伤，人民检察院认定其符合刑法上的正当防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继刑法“第二十条”被唤醒后，本案审理法院准确把握民事法律正当防卫认定标准，不苛求每一次防卫行为都如教科书般标准精确，走出“唯结果论”“过于强调手段对等”等惯性思维，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认定防卫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与刑事诉讼携手，共同织密正当防卫人权益保护网，让正义“不委屈也可以求全”，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事发后，小A父母向何女士先行支付了3万元，但小A父母认为电动游艺车的经营者(下称游艺车公司)和商场的物业管理方(下称物业公司)也存在一定的责任，各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何女士遂将小A及其父母、游艺车公司、物业公司一并起诉至法院，要求上述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万余元。

游艺车公司在经营涉案项目时，未合理划分行人通行区域和游艺车使用区域，人车混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经营区域超出了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区域；虽然游艺车乘坐规则中写明了未成年人乘坐时必须有成人陪同，但在实际经营中，管理人员并未严格执行该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独自驾驶游艺车存在放任情况。因此，游艺车公司作为该项目的经营者，存在一定的过错。

吴文俊指出，对于家长而言，要根据儿童的年龄、行动能力等特点，选择适合的游玩项目；要留意该项目的经营是否规范、游艺环境是否安全；要求家长陪同参加的游艺活动，家长应全程专心陪同。对于商家而言，要选择合格的游艺设备，定期维护；要制定合理的游玩规则，并不断优化；发现游玩者出现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劝阻或提醒。对于物业服务企业而言，游艺环境涉及公共区域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做好规划和提示，合理准确划定游艺区域；对商家经营的不规范行为，予以提示和预警；定期对公共区域进行检查。

“本案系因未成年人独自驾驶电动游艺车引发的侵权案件，法院在全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促成了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实现了一次性全面解纷的效果。”叶名怡认为，法院通过发出司法建议，督促行业经营者自觉规范管理，对游艺项目的安全管理提出有效的建议；提示物业服务企业加强服务意识，防范安全隐患。法院的做法体现了司法职能延伸和司法引领作用，对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导向意义。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 通讯员 彭博）王女士在公共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行驶时，与前方道路上的石头碰撞，造成车辆损坏，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成因无法判定。事发后，王女士将公共道路管理人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维修费2700元。新京报记者获悉，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决驳回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女士诉称，其驾驶机动车正常行驶在涉案公共道路上，在看到前方道路上遗撒的石头时尚未天黑，石头在车道间不停翻滚，其已无法避让，遂发生交通事故，因车辆损坏产生维修费2700元。某公司作为公共道路管理人，是涉案道路的实际养护负责人，未尽到道路养护的相关义务，应赔偿其车辆维修费2700元。某公司辩称，其已经按照远超国家和地方标准规定的频率，高标准地履行了公路巡视职责，已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涉案公路具有相对开放性，一般车辆均可行驶，在涉案公路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无法预料险情何时出现，更难以做到对路面随时出现的杂物随时清除，但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对所管理道路定期清扫、及时清理，不存在疏于养护的情况，亦不存在过错，不同意王女士的诉请。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驾驶机动车在涉案公共道路行驶，与公路上的石头碰撞发生交通事故，本案中，引发涉案交通事故的石头属于公共道路上的遗撒物，某公司作为涉案公共道路的管理人，对涉案公路具有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根据某公司提交的巡视记录，视频音频、GPS 轨迹图等证据，某公司对事发路段进行了定时养护巡查和清理，且其养护巡查方式、频率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标准，对事发路段履行了应尽的管理维护义务，王女士虽主张某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以及养护责任，但对此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最终驳回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编辑 杨海 校对 陈荻雁

不过话说回来，短篇、中篇、长篇这几个概念就是从篇幅角度诞生出来的，显然篇幅即是楚河汉界；不过在边缘上划的是一条虚线，有一块模糊地带。按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条例》，短篇不超过2.5万字，中篇是2.5万字以上、13万字以内，长篇是13万字以上。也不能说这个标准多么合适，但评奖没有个界定实难操作，相对说得过去就这么着了。

这几年参加收获文学榜的评审和一些期刊的评奖，集中阅读了刊物上发表的数篇短篇小说，包括平时在我主编的《作家》来稿中也是明显感觉到现在的短篇小说越写越长，动辄一万七八千字，甚至超出两万字，而万字以内的短篇则越来越少见。我想短篇小说的篇幅问题，恐怕不止是字数多少那么简单，是否也意味着作者的文体意识强弱和驾驭文字的能力高低呢？

莫拉维亚在《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一文的开头第一句话说：“短篇小说是明确无误的、独标一格的，并且具有自身的规则和规律的文学品种。”他认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叙述的布局或者叙述的结构。“短篇小说家习惯于在有限的天地里，按照短篇小说的不很精确的规则去表现自己。”这“有限的天地里”，当然就隐含着对短篇小说篇幅的控制将根据布局或结构的需要来把握。不是说作家写作过程中不能有在构思以外的即兴发挥，而是总体上应该在一定的文字空间中完成一个短篇创作，不应过于放纵某种随意性。

略萨在谈到博尔赫斯的文体意识时认为，博尔赫斯“是我们当中最富智慧和最善于抽象的作家”，同时又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而对于长篇小说，他则持蔑视的态度。因为长篇小说这个种类，尽管有詹姆斯·乔伊斯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家是例外，但它似乎终归注定要与人类的体验——思想和本能、个人和社会、生活和梦想——掺合在一起，而总不肯在纯粹思辨和艺术的天地里就范。长篇小说这一先天性的缺陷——依附人类污泥的特性——是为博尔赫斯所不容的。因此，他在1941年为《小径分叉的花园》作序时说：长篇小说是“把一个用几分钟就说得完全明白的想法偏偏扩展到五百页稿纸上的胡闹”。当然，博尔赫斯对长篇这种文体的看法，仅属他一家之见，不光是擅写长篇的略萨不能苟同，相信很多作家都不会认可。但作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对短篇的洞见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依然成为永恒性的佳话。

小说的文体特性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会有所制约，或者说在对待现实生活的艺术处理态度上，短篇与长篇也会有很大差异。在略萨的理解中，短篇小说由其简短性和浓缩性成为更适合博尔赫斯有兴趣创作的题材的文学种类——由于博尔赫斯掌握了高超的文学技巧，使得这些空泛和抽象的题材充满了魅力，甚至充满戏剧性。这些题材是：时间、本体、梦、游戏、真实性、双重性、永恒性。对这些题材的关注是以变成故事的形式出现的，这些故事往往巧妙地用极为现实主义的准确描述的细节为开头，有时这些细节很有地方色彩，或者采用按语和眉批的形式，而随后以难以察觉或者突如其来的方式向着虚幻转化或者消失在哲学或神学类的思考之中。

文学史上由于对待短篇小说篇幅问题的不同方式，导致一个作家出现两副面孔。被称为“简约派”的作家雷蒙德·卡佛，他的“简约”并非本来面目，完全是编辑戈登·利什塑造出来的。他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收入的17个短篇小说，其文字的压缩幅度都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没有戈登·利什大刀阔斧的删削，卡佛能不能出道成名，尚不可知。可卡佛的内心里还是想坚持自己的原创，后来《新手》的出版，让读者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两个版本，比较起来人们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对短篇小说语言简洁性的认知，应该是诸多作家的共识。通常谈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作家们都会特别钦佩他的“电报式文体”和他的“冰山理论”。无疑，语言的简洁内敛是识别短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

短篇小说最初曾被称之为“报刊小说”，就是说它主要是发表在报纸副刊和杂志上。毛姆在《读契诃夫》中说：“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因为需要才产生的；要是报纸或者杂志从不刊登短篇小说，那就没人会去写它了。短篇小说最初都是报刊小说。任何作家都是在一定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条件下写作的，从来也没听说过有哪个优秀作家，因为要以某种方式发表作品而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不过是那些平庸作家为自己写不出好作品而找的一种托词而已。我觉得契诃夫之所以会有文笔简洁这一优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些报纸或者杂志往往只给他有限的篇幅。”

新时期文学之初，报纸副刊曾是短篇小说的主阵地，“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就是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副刊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一样，是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报纸副刊刊发短篇小说的栏目越来越少，到今天几乎很少有报纸副刊还刊发短篇小说。那么短篇小说的最主要发表载体差不多就都交给文学期刊了，文学界也把文学期刊视为首发原创作品的“第一现场”。

当下比较活跃的文学期刊，都已在世纪之交的改版潮之后完成了一次转型，其明显的标志就是都进行了大幅扩容。原来骑马钉的80个页码的月刊一跃变成了208个页码的大型月刊，原来的大型双月刊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扩容。文学杂志的容量增加以后，对发表短篇小说的字数约束的压力就减弱了，甚至可以持无所谓字数多少的态度，这或许是大部分青年作家进入短篇小说写作时无须控制篇幅的主要原因。而一些早年经历过报刊字数约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形成了写万字以内短篇的习惯，他们短篇的篇幅大多都是相对短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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