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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毕马威中国企业战略和转型主管合伙人、咨询首席战略官蔡伟谈道，2022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新能源、信息技术和生物产业等细分市场表现尤其突出。一系列成果和趋势预示着中国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更大规模的增长。

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科大讯飞副总裁、研究院院长刘聪表示，如今全球都在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无论是新能源汽车、家庭陪伴机器人，还是化工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创新领域，都需要新技术的引领。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推器，并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加速重塑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进一步强化人才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校长高翔表示，大学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的融合体，不仅要做基础研究，还要关心技术，关心产业。大学最好的研究课题一方面来自于灵感，拓展知识边界，另一方面应该来自于企业，变成人才培养的方向。浙江工业大学正在推动科教融合，师资也要同产业界融合起来，共同推动产业人才培养。

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对提高执法透明度、增强执法公信力、维护公平公正的行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制定《办法》是落实新修订行政处罚法等文件要求的重要措施，也是进一步满足处罚工作实际需要的制度安排。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断加强处罚裁量权制度建设，在处罚实践中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裁量经验，执法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办法》在总结固化处罚裁量实践成果基础上，对处罚裁量涉及到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予以统一规范，通过细化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提升处罚案件办理质量，推动监管法律法规深入贯彻实施。

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集到意见110条。反馈意见主要集中在进一步完善裁量阶次适用、规范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设定、完善概念界定等方面。大部分意见均已采纳吸收，增加银行保险机构的范围界定，完善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适用情形，规范责任人认定因素及罚款幅度设定等内容。其余涉及增加监管措施有关规定、删除或者修改处罚时效、调整裁量适用情形等建议，由于不属于处罚裁量范围或与《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相冲突等原因未予采纳。

《办法》共4章32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严格规范执法行为。明确处罚裁量权定义，行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处罚法定、过罚相当、程序合法等基本原则。明确“从旧兼从轻”、处罚时效认定等适用规则。二是细化裁量阶次与适用情形。明确减轻、从轻、适中、从重处罚的基本内涵。落实新修订处罚法要求，进一步细化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适用情形。明确认定人员责任应当综合考察当事人岗位职责、与违法行为的关联性、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处罚多名责任人员时，应当区分责任主次。三是规范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适用标准。明确银行业保险业从轻、适中、从重罚款幅度标准，以及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与计算方式。计算违法所得时，当事人已经依法退赔的款项，应当在违法所得款项中扣除，当事人提供相关票据、账册等能够证明直接相关的税款及其他合法必要支出，可以予以扣除。四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明确各监管局可以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辖内行政处罚阶次、幅度以及适用情形进行合理细化量化。适用《办法》可能出现明显不当、显失公平，或者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调整适用。滥用处罚裁量权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修订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制定《办法》是总局落实行政处罚法的重要举措，并对涉及裁量权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例如：在处罚追溯时效方面，涉及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追诉时效延长至五年，明确违法行为连续状态、继续状态的判断标准；裁量阶次适用方面，细化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具体适用情形，提高执法可操作性；处罚种类适用方面，考虑到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使用频率较高，明确了罚款的裁量幅度标准，违法所得的认定及计算标准等。强化自身约束方面，对于在行使处罚裁量权过程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违法违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新京报记者获悉，3月26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预付式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介绍该院涉预付式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消费者对美容公司合规性产生质疑要求解除合同，对方以“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为由拒绝。最终法院经审理，支持了消费者的诉讼请求。 2022年2月16日，宋某向丙美容公司支付美容服务预付费3万元。后宋某在丙美容公司共使用水光针项目5次、下颌缘提升（肉毒素）1次，消费金额共计22391元。由于宋某到店消费时发现丙美容公司提供的水光针产品防伪码被刮掉，无法查询产品真伪，导致宋某对丙美容公司经营合规性产生质疑。故宋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间的服务合同，丙美容公司退还未使用的预付费7809元。 丙美容公司辩称，同意解除双方间服务合同关系。但因在此期间该公司发生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形，变更时内部口头约定债务由之前的法定代表人承担，且宋某支付预付费的行为发生在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前，故不同意退还宋某预付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宋某与丙美容公司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现宋某要求解除其与丙美容公司的服务合同，丙美容公司亦同意解除，故法院认定该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丙美容公司之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当终止履行，尚未消费的项目款应当予以退还。关于丙美容公司主张债务由前法定代表人承担的辩解，因该约定系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消费金额，宋某主张的金额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法官解析，因经营不善、资金问题、竞争激烈等因素，部分预付式服务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转让现象频发。消费者会有疑惑，变更法定代表人或发生股权转让情形后，要主张谁来继续提供服务或退还预付费。事实上，与消费者签订服务协议的主体是服务机构，而绝大多数服务机构都是法人企业，具有法律上独立的人格，应承担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即使服务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事项，或在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转让时内部约定债务负担主体，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作为服务机构实际经营者均不得拒绝履行单用途预付卡消费合同义务，消费者有权要求服务机构继续提供服务或返还剩余预付款。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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