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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五年(311年)，前赵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建兴四年(316年)， 匈奴刘曜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从朝代更迭的角度看，西晋亡于匈奴毫无疑义，但《新唐书》所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以及《明史》中的“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不等于根本原因。如果直接原因是指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起到最直接的推动，并直接促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源或者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最本质的原因。具体到西晋王朝的崩溃，其“青萍之末”则需追溯到“何不食肉糜”的惠帝时期。

如所周知，由于惠帝“不惠”，后宫、外戚、权臣等围绕最高统治权进行了血腥的争夺，最终导致席卷全国的“八王之乱”。中枢神经坏死与地方统治失驭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是极为明显的。作为最后登场的角色，胡族势力只是将局面进一步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从历史逻辑来看，与其说“五胡”的铁骑踏碎了西晋不可一世的繁华，毋宁说是西晋统治者在内争中耗尽了国家元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统治失序。

“五胡”在入主中原之前长期活跃于“近塞”地带，以“属国”“保塞蛮夷”等形式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换言之，“五胡”王朝的核心族群是在汉晋时期已内迁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并不能以“塞外虏”视之。吕思勉指出“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此观点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和阐扬，如马长寿即认为“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的，没有承认‘五胡’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以其自身内部某一地区为核心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是自古以来从未断绝的观念。胡鸿指出：“就隋唐以前的历史而言，想要在东亚大陆的农业地带建立帝国，舍华夏政治文化外别无他途。”或许也可以说在隋唐之前的东亚世界里，中原地区处于一个较高的“文化势位”上，周边并未产生其他堪与匹敌的文明，游牧君主的“天下”尽管由马上得之，但如果想要稳固在汉地的统治，唯有汉地既有的政治传统可供资取。在这一进程中，“五胡”政权的态度往往是主动和积极的，诚如《晋书·慕容廆载记》所谓“渐慕诸夏之风”。

具体而言，血缘构拟方面，“五胡”统治者普遍自托“炎黄子孙”，将自己认定华夏后裔；意识形态方面，十六国国号皆经过措意斟酌，所用者多为“神州上国”旧名，意在宣扬正统；政权建设方面，大体沿用汉魏以来的政治框架和官僚体系，如前燕慕容儁正式称帝，称雄山东地区之初，即设置太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百官，实行汉魏旧制。前秦尽管一度实行胡汉双轨体制，但管理六夷的最高官职“大单于”只维持了较短的时间；此外还刻意凸显自身谙熟华夏经典的形象，以至清儒赵翼慨叹“僭伪诸君有文学”。

桃花节是怒族最古老的原生态节日，主要活动是祭祀怒族祖先白玛、送“桃花神”。节日当天，人们围着用青稞面、玉米面等捏制的面人“桃花神”，心中默念祈福话语，最后将面人扔下悬崖，祈求将人间的痛苦、灾难一起带走，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大家拿出自家最好的酒、肉、糌粑，相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共庆佳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由资产阶级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文明，从其演化逻辑来看，无论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还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阶段，资产阶级都未能引领世界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全球共同体，而是“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优先掌握着新兴技术，占据着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始终处于对社会共同体的支配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沦为其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源掠夺对象，从而致使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不断崛起与壮大，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真正平等意义上的新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回应了时代需求，体现了世界人民的美好夙愿，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出路，已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价值指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华文明的基因决定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体现为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表现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从来不是以邻为壑而是以邻为友，不是对立对抗而是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根基，正在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天下一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观的重要内容，强调要视天下人为一家，和睦相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要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天下一家”天下观的传承发展，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利己的个人，社会在本质上是分裂的，对抗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体是“虚幻的”，它只是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建立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它超越了阶级和国家的界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它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步，也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初级阶段。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等“中国主张”，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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