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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3月23日9时，搭载2000余名旅客的巴哈马籍“梦想”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同日15时，该艘邮轮又搭乘2000余名旅客前往日本福冈和韩国济州，开启六天五晚的邮轮之旅。其中，来自河北唐山的旅客滕先生成为天津邮轮复航以来第20万人次通关人员，“我感到十分荣幸，边检通关很顺畅，期待能有一个愉快的邮轮之旅。”

“我们对邮轮市场的重振充满了信心，也做好了充分准备。”东疆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毕琳琳表示，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举措，优化精准查验和平行式验放模式，提高特定人群政策咨询和通关保障力度，确保邮轮旅客通关体验感进一步提升，“为优化邮轮产业营商环境，助推邮轮旅游成为天津经济增长新引擎贡献移民管理智慧和力量。”(完)

边疆地区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既一体同构，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总基调。汉时西域交错分布着诸多“城国”，城国间族属、人口、风俗各异，对汉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故而汉廷对西域采取了与中原不同的治策。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设西域都护作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辅以密切的聘使、和亲、册封等措施。同时诸城邦各有王侯邑长，在听从征调的同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

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都护府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针对边疆民族的特点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以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允许世袭；以众多羁縻府州为行政基础设安西、北庭等都护府，授予都护府抚慰、征讨、叙功、赏过的职权，再统一于中央。“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净。”通过册封、纳质、和亲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西域治理大见成效。

汉唐是东西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期，胡汉之间、诸胡之间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究其根本是诸族经济上的不自足性，诸“城国”受限于土宇局促、气候恶劣、地貌单一等原因，不具备产出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先天条件，对贸易较为依赖。汉使出关往往携带大量金帛财物交好沿路诸国，张骞也曾对大宛王言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唐朝长安坊市间流传“胡人多宝”的说法，诸多粟特商人久居长安。此外唐廷在进行和亲、册封等时往往伴有丰厚的赏赐。唐与西域诸族广开互市，“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经济上的往来互洽带动了西域的地区经济发展，史载唐时轮台、伊吾一带“禾菽弥望”，于阗地区“众庶富乐，编户安业”。经济往来还反映在物种交流上，如石榴、葡萄、苜蓿等自汉时传入内地，菠菜则在唐代出现于华夏士庶的餐桌等。

随着频繁的交流交往，昌明的中原文化对西域诸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汉时龟兹王绛宾因钟情华夏文化，“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唐世史书多有边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学、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西域高昌等国酋长曾“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各族的质子和留学生耳濡目染中原礼仪文化，返乡后往往成为本国亲唐派首领，率先输诚，对于宗藩关系的加强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唐时的文化传播政策较为宽松，也较为注重对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对与诸族和亲的公主，也往往要求其遵从对方的“收继婚”习俗，故而时有公主嫁予继任可汗酋首的情况。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强化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依唐若父母然”。

西域位于多种政治势力交汇之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在此都设官置守、建立完备的军事体系。如汉朝在此设置西域都护府，提调番汉各部兵马，建筑烽燧、戍堡等军事设施。位于库车的克孜尔尕哈烽燧约建于西汉宣帝年间，汉代西域烽燧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护卫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唐时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唐代沿用了与汉时相似的烽燧防御体系。在兵威震慑的同时，为解决戍边部队的军资粮秣，汉唐都积极开展屯田。如汉先后与匈奴五次争夺适宜农耕的车师之地，并设戍己校尉主持该地屯田事务。唐代在东天山区域设置西州、伊州、庭州三个正州，对设县地区实行同于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实行记口分田并摊派地租、赋役。“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史书明确记载的唐代西域军屯数目有992屯，实际应远不止于此数。汉唐的屯田举措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西域治理的人、财、物力需求。

唐代典章、诗歌、文集中普遍存在“以汉喻唐”的现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唐人的“汉朝情结”，据此可见汉朝历史记忆在唐人心中的深重投影。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二者间高度的相似性。诚如牟发松《汉唐异同论》所言：“从国力的强盛，版图的奠定……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唐中隔四百年，其历史演进过程极为相似。”具体到西域治理层面，不难发现二者在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大体都是一脉相承的，唐代积极总结了汉代的经验教训，又因应现实情势对之进行了损益改造，因此在经略范围、治理效度和统治时间上都青出于蓝。西域的个案提醒我们，对唐代的认识和理解不应仅仅关注其时出现的新因素，对其所在的文化传统也应足够留意。

此后，即便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后，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州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苯教文献中， 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

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指出的，唐王朝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唐朝的这种农耕草原海洋为一体的大文明共同体形态，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也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

阿拉伯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在古代，中国皇帝派遣的大使曾前往西方，到达阿拉伯国家附近，让两个相隔遥远的地方有了初步了解。在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我们更是有着较多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故事让我非常着迷。这位古代旅行者足迹踏遍中国多地，包括浙江杭州、福建泉州。

以我经常去的浙江义乌为例，这座小县城已经是全球知名的经济贸易中心。第一次去义乌时，那里的繁华景象让我叹为观止。当地给阿拉伯人等外国人提供了极佳的工作环境、商业环境，许多人在那里找到了事业和家庭，能没有障碍地做生意、赚钱。在义乌，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和谐共处。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巴基斯坦人、拉丁美洲人……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文化，在这里找到一个共同的空间。

作为学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人们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去揭示那些被曲解和误解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祖籍黎巴嫩的医生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来到中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仅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医疗系统建设。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地处战略要地，黎巴嫩历经殖民时代的磨难，如今还面临来自多方的挑战，包括叙利亚战争和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增加了黎巴嫩与中国开展合作项目的难度，进一步加剧了困境。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黎巴嫩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希望，与中国合作将有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尽管历史的沉重包袱仍然存在，但我们应该从过去汲取教训，获取经验，着眼于未来寻求合作与发展，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共同努力。

西方的现代化往往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之上，这种历史积累使得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然而，这种优势是建立在战争、殖民和剥削的基础上的，比如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历史。他们通过这些不公平手段来获取利益，而不顾他国的发展和民生。这种西方现代化模式被称为“零和博弈”，即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损失。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模式强调“共赢”，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多方共同获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府不仅仅关注自身发展，也考虑到了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在国际合作中，中国一直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国际援助中，中国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共赢”的理念。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为例，中国不仅仅提供了经济支持，还致力于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人才培训等，并鼓励非洲国家发挥自身潜力，实现自主发展，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其进行干预和控制。这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援助模式，赢得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和优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注重社会整体的利益和稳定。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更加注重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与西方国家注重个人利益和竞争不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集体主义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9年的外国人，我感谢这里给予我无尽的成长机会。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到中国，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机会、安全的环境以及友好的人民。我初来中国时，没有多少黎巴嫩人来，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在阿拉伯地区，比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已经开始在学校教授汉语。在黎巴嫩，许多家庭开始意识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并尝试教授孩子们。

这种克服语言障碍的直接沟通和联系十分关键，但时至今日仍不够紧密。比如，我观看过许多中国电影及反映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节目，但他们大多只以中文呈现，缺乏多语种翻译，这使外国观众难以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而直接将中国文化、历史传递给其他语言受众，特别是借助视频、短视频等形式，是增进相互了解的关键。我相信，随着相关领域的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将更加紧密，相互理解也将更加深入。(完)

阿德汉·赛义德(Adham Sayed)，中文名杨航。黎巴嫩籍，出生于1988年，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研究员，在华中科技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著有《坚定：一个外国人的武汉日记》。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他的论著曾发表于《经济研究》《中国与阿拉伯研究》《当代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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