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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徐洪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11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洪先后利用担任上海市原崇明县横沙乡乡长、崇明区委巡察组组长、崇明区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请托，单独或伙同他人，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承接工程项目、获得行政许可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实践当中，随着外来人口规模的增加，一些孩子迫切需要在当地入学，在一些地方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努力。总体上看，在一些小城市，流动人口的孩子入学基本无障碍，但是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目前实施的子女入学政策，主要是以外来人口，也就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积分为主要标准，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很多年轻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无法在当地顺利地入学，所以只能留守在老家，有时是留守在老家的农村，有时候是在老家的县城。其中，也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处于缺乏成年人照看的状态，在学习成绩、身心健康等等方面，面临着比较窘迫的境况。

当前，中国正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随着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重要，因此，解决好留守儿童教育、成长问题，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质量密切相关。因为，等到留守儿童长大后，一方面他们的人力资源水平可能无法顺应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可能由于其小时候成长环境较差，而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阶段，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制造业，而服务业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需要通过加强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经验，来提高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收入水平。从服务需求者的角度来讲，如果服务的供给者在城市里能有长期稳定的就业、居住和经验，那么其所能够得到的服务的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相应的经验研究表明，曾有一段时间，为了控制个别城市人口，实际上抬高了户籍的门槛和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甚至关闭了一些专门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教育的小学，结果就导致要么是一些孩子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而父母继续留在城市（控制人口的目的并未实现）；要么是少部分的父母跟孩子一起回了老家，但是，其结果就是一些城市服务人群供给不足，随之服务价格上涨。

另一种思路就是，让留守儿童能够逐渐地跟随父母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读书，这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方案。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需要在人口流入地大量新建学校来增加学位。在这个过程中，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情况，因此，现在就是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这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进城问题，又不至于让闲置的学校出现资源浪费。

当然，即便这样做，也不能够立刻实现所有留守儿童都随父母随迁入学的目标。因此，在这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留守在老家的这部分孩子的关爱，对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有部分留守儿童在幼年时期随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读书，甚至就出生在当地，但到了一定阶段，又重新回到老家读书，对这部分孩子而言，他们对老家的教育体系不熟悉，因此，也要对他们的教育提供帮扶。政府也需要有目的地组织学校和老师，让留守儿童平稳渡过回老家的适应过程。除了政府力量之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力量和资金，加入对留守儿童的关爱行动之中。

需要看到，在人口流入地，如果能够促进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入学，那么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家庭团聚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去年在浙江、江苏，除了杭州、南京和苏州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全面放开落户，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把自己的小孩从老家接过来，一方面落户，一方面让他们在当地入学。这就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当前城镇化已经没有动力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在体制上能够做进一步的改革，城镇化就可以释放体制红利，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化还有可以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推动随迁子女平等入学，还可以有效地促进有效投资和消费。从投资端来讲，在人口流入地，为解决外来人口随迁子女而新建的学校，本身就是一种有可持续需求的投入。相反，在人口流出的地区，接下来会出现大量的学校闲置，因为学生数量会越来越少，此时再按传统思维在老家进行教育投入，则会出现大量的资源浪费。

从消费层面看，梁文泉曾经有研究发现，当孩子留在老家时，在城市工作的父母就需要大量汇款回老家，而由于家庭团聚所形成的消费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把钱汇回老家，实际上会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受到制约。监测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月消费主要集中于1000-1999元的水平，整体上消费偏低。因此，促进家庭团聚还可以通过发挥消费的规模效应，来提高家庭的福利。

不仅如此，解决留守儿童入学、进城问题，也会让流动人口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一方面是收入可以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更有效地被城市的社会保障所覆盖。如此，他们就可以大胆地增加自己的消费，尤其是对一些耐用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等进行消费。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会极大地释放消费潜力，这是宏观上的消费促进和微观上的家庭福利提升两个目标双赢的结果。

专门学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一般为3个月以上，最长不超过3年。在入学审批同意中确定学习时长，若市专门学校需要延长或缩短学习期限，向市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启动入学程序的学生，市专门学校提交学习时长变动申请，同时要书面函告并征询以上部门意见。学习时长变动经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对前款规定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部分未成年人涉嫌强奸、杀人等犯罪，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采取刑事措施，只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对其进行教育矫治。专门学校是指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的学校。公开资料显示，专门学校原称工读学校。2012年，为了消除社会误解、解除家长后顾之忧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时进行改名。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沿用了这一名称。

据九派新闻报道，全国人大代表王建清就“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建设”提交了相关建议。王建清实地调研一所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发现在家庭或普通学校难以得到有效管教的情况下，这类学校对于纠正青少年行为偏差，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遵纪守法意识，并引导他们回归正轨具有重要效果。但这所由地方政府和地方检察院共建的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并未纳入国家正式的培育教育体系中，存在教师编制、工资待遇、经费保障等不完善的问题。

据央视新闻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莉娜调研中发现，截至2023年底，部分省份没有专门学校，很多省份甚至是人口大省仅有一所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建设滞后。此外，现行立法缺乏配套可执行的操作标准，大多数地方还未设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缺乏统一规范。存在着招生对象不明确、分类分级教育矫治划分不清、闭环管理推动缓慢等问题。

“从全国总体情况看，未成年人犯罪仍呈上升趋势。”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表示，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盗窃、强奸、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5类犯罪占比近7成；同时，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整体下降、涉严重暴力犯罪趋于平缓、涉网络犯罪逐渐增多。

宫鸣介绍，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通常有一个由轻及重、逐渐演变的过程，错失最佳的矫治教育时机或者干预措施不当，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为此，检察机关将联合有关职能部门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根据未成年人行为的严重程度、心理偏常状况、日常表现情况等，依法采取责令严加管教、训诫、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分级分类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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